第三笔积蓄 
            ----老年移民故事之一 ¤ 何玉琴


     如果外国的月亮确实比中国的圆比中国的大,
       那绝对是地理上而非感觉上的缘故.

    广州城里虽然尺土寸金,但大凡老牌的国营单位都会有一块不小的地皮,一堵不矮的围墙,圈出一个不坏的院子,作为职工吃住拉睡的地方,叫职工宿舍或某厂大院。院子里大都有点活动空间,空间里有树,有时是很大的一棵或几棵。

    钟叔所在的船厂便是一个这样的大单位,所住的大院里也长着树--一株又大又老的槐树。槐树如伞如盖,日正中时,树荫直径有三十几米。在槐树旁边,几年前辞职下岗的职工把厂里食堂承包下来,改成了个大排挡,叫“老友记"。"老友记"面积不大,生意却很旺,店主便乾脆把桌椅摆到室外的树荫下。钟叔自从退休后,大部分日子便在船厂大院里打发:早晨到槐树对面的操场上打打太极拳,而后到 “老友记”饮饮茶;日间在槐树底下玩玩牌、下下棋、搓搓麻将、聊聊天;傍晚与老伴阿娥到附近菜市场买点便宜的碎骨头、活塘鱼和新鲜时菜回家煲汤、清蒸或清炒;晚饭后绕着围墙在院子里散散步。日子过得勤俭简朴,但无忧无虑,悠哉闲适。

    1994年年底的一天,钟叔一反常态,包起了老槐树边的“老友记”,请全院的退休老友饮早茶。虽说他平时亦常来此吃早餐,但仅限于一碟便宜的馒头、肉包子或斋肠粉什么的;而且,为了节省三毛钱茶水费,他常常自备茶水。可那天的一餐,几乎花掉了他近两年的积蓄;但钟叔似乎一点也不可惜,反而有点沾沾自喜,他觉得自己简直是个最英明的决策者:做了四十年修船工人,工资虽低,却能运筹有方,把一生的积蓄用在了二次最值得用的地方-- 送儿子阿杰赴澳大利亚读语言学校和这次为自己与老伴阿娥双双赴澳定居。

    说走就走。正月十五月圆那天,钟叔夫妇怀揣儿子从澳大利亚寄回来的机票,告别船厂的老友,在众人□慕的目光下租了部豪华的“的士”绝尘而去。

    平生第一次坐飞机,看着机舱外那美妙的丽日浮云,钟叔的心也美妙地在胸腔里浮涌飘荡,幸福的纤流涨满了每一支血管。他甚至隐隐觉得自己生命中的第二次青春即将来临。九个多小时的航程简直是他人生极致的享受。

    儿子的房子座落在视野开阔的海边,三房两厅带宽敞的走廊和阳台,实比已是副局长级别的船厂厂长住的还气派。而自己更是无法比拟,干了四十年,只分得22平方米的一个格子楼,还是又脏又旧的粉墙破屋,厕所与厨房总面积不到三平米,且是二家合用。而儿子的房子却有两套厕所,仅厨房就有二十平米。儿子的女友绣纹也很合钟叔夫妇的意,脸圆臀肥,一看便知是个有福气会生养的女人,虽未过门,但既然已经住了进来,想来抱孙的日子也不会久了。儿子那丑丑的小狗奥利,乖巧可爱,整晚在小两口子的膝边绕来绕去,那情态,俨然便是儿子小时侯在自己膝边缠绕撒娇的样子。

    没有早茶饮、没有老友聊的日子虽然寂寞,但能与儿子住在一起已让钟叔心满意足。每天坐在阳台上,边看落日余晖边等儿子回来,吃过晚饭一家四口坐在客厅柔软的皮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聊天--虽然听不懂-- 这温馨的日子,正是钟叔盼了整整八年的啊!

    初到时,钟叔夫妇天天早早就起床煲肉粥,儿子劝二老不用为他们操心,他与绣纹吃面包和牛奶便行。钟叔还是天天做,儿子便说吃惯牛奶吃粥不顶事了,上个厕所洒泡尿就饿了,做早餐可不用打小两口子的算。钟叔听了有点儿失落,他喜欢儿子仍像在广州时一样,一喝便是三大碗。可现在儿子竟然不吃他□的粥了,还说“不习惯”。从小吃到大怎么会不习惯呢?他不明白。他又想,这或者是儿子的藉口,体恤父母辛苦几十年,该享享清福,早上睡睡懒觉呢,洋餐怎比得上父母精心熬制的味粥?

    钟叔打得一手很好的太极拳。儿子自小体弱多病,且脾性不好,心浮气躁。他很想教儿子打太极拳,让他能强身健体,休心养性,受益终生。可儿子说:“没空学。”“等忙过这阵子再说吧”钟叔体谅地说。他耐心地等待着。儿子空闲下来了,钟叔放着音乐,兴致勃勃地要教授儿子,儿子却说:“我一年到头忙忙碌碌,好不容易有那么一点儿空闲,你让我喘息一下好么?”钟叔无奈。

    不久,儿子把空出的一间睡房租给了一位张姓阿伯。张伯移民澳洲已有两年,本与儿子同住,儿子吸毒嗜赌,张伯劝阻得多了,父子便吵了起来;吵得多了,感情便疏远;于是张伯搬了出来,并找了一间华人制衣厂干活。钟叔很同情张伯,同时也庆幸自己的儿子“生性”,没沾上这恶习。

    澳洲的社会与中国不同,很多人都背着一大笔的债务。不欠债的反而往往是真正的穷人,他们或是没有工作或是工作收入不高,银行不愿意借钱给他们因为担心他们没有还款能力。

    钟叔不知道这些事情,当他得知儿子为了买房买车和经营生意借了银行几十万的债时,很是焦急,想替儿子减轻负担,便着张伯介绍,也进了那家华人制衣厂打包装。工厂环境不好,又闷又热,灰尘又大,虽有通风设备,但已坏了半年,纯粹成了一套摆设。老伴阿娥有手艺,会打扣眼,于是进了另一间西人服装厂做扣眼计件工,挣的钱比钟叔多了近一倍。夫妻两人加起来一周能挣个五、六百澳币,相当于在国内时三个月的工资。二老觉得十分满意,唯一不足便是与儿子在一起的日子少了。

    后来,儿子的生意不太顺心,为应付银行欠款,儿子把客厅也用木板隔起租予他人,沙发和电视便搬到小夫妻的房里去,钟叔的厂里又时常加班,便一周也就见儿子一、二次面,坐下来聊天的日子就更少了。

    圣诞节期间,儿子与绣纹外出渡假,委托钟叔照看小狗奥利。二老平日没留意小狗的吃食,遂照着自己的经验拿些剩饭剩菜剩骨头给它吃。奥利初时还吃些,后来就只嗅嗅便走了。钟叔没想到这小狗还那么挑剔,连吃食都要看主人面,心里未免酸溜溜的。三周后,小夫妻回来,绣纹看到奥利又瘦又脏,忍不住抱着它双泪直弹。儿子心疼了,冲着老父母吼:

    “我包你们吃、包你们住,你们竟然连点狗食都不肯买…”

    钟叔这才知道原来这儿的狗娇贵,有专门的狗食,不若中国的吃残羹剩饭、吃人屎。他心里不免感叹起来。而老伴阿娥却想不开,心酸酸地坐在床边直垂泪,心想:

    “奥利只不过是只狗,包吃包住还能得到百般呵护。而我们是他的生身父母啊,来了近一年却连句关心体贴的话都未听他说过。给我们吃住也似是个恩惠,而我们含辛茹苦地养育他二十年却从未有过半点怨言…”

    钟叔觉得儿子不小了,与绣纹这么不明不白住下去似不太妥,总该办个结婚手续,趁二老健在快点生儿育女才是正理,便特地找了除夕夜吃“团圆饭”时─钟叔已很少与儿子一起吃饭了,平日老夫妻吃中餐;小夫妻经营生意,回来的时间没个准;即使回来,也是随便吃点儿零吃,对吃了半辈子的米饭兴趣越来越少─小心地把这意思说了。绣纹一听惊叫起来:

    “杰可没求我嫁给他,也没说要替他生小孩。我才不理会你们中国人的什么鬼习惯呢!”说罢,丢下饭碗扭着大屁股回自己房里去了。

    暂时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这还可以慢慢商量,但那一句“你们中国人”却让二老听得刺耳非凡。在老夫妇看来,身为马来西亚华裔的绣纹理所当然是中国人,而她偏偏不认,这简直有点儿“反骨”。

    子媳不孝,抱孙无望,二老心里黯然,看这儿媳也越来越不顺眼了。后来又发生过几次争吵,钟叔对儿子也似乎越来越陌生了。

    在悉尼生活久了,二老慢慢知道,年轻人的事不能过问太多,遂各行各路。二老有时觉得自己与张伯一样,只是儿子的房客,区别只是可赊欠房租而已,心里便日渐怀念起广州的那帮老友来。

    一天,阿娥干着活儿,见到绣纹来厂,以为绣纹有急事找她,忙放下活计迎上去。可绣纹似乎没看见她,小跑着上楼到厂长的办公室去了。一会抱着老板那四岁的女儿下楼坐车走了,而老板的女儿竟不迭声地叫绣纹“妈咪”。

    原来自己的“儿媳”绣纹竟是老板的太太!听工友们说,绣纹只是与老板分居,还未办离婚手续呢。

    阿娥伤心极了,便说要回广州。钟叔不知就里,随口说:“要回你自己回,我要挣够二万元先。”谁知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阿娥真的独自回广州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钟叔觉得身体愈来愈疲倦,食欲和睡眠亦日差,心里更加思念老伴。看看银行存单,已有一万八千元了,心想:“或者我可以存够二万元赶回广州过年呢!”那可是相当于十几万人民币啊,他这辈子还没见过这么多钱呢。于是他干得更卖劲、更常去加班,心里也像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盼着与老伴团聚。

    一天下午,钟叔干着干着便觉得厂里闷热难忍,从窗外漏下的光线里,他看到浓密的尘土肆意地飞扬着不断向自己扑来,他想躲开,一挪动脚步,才发现站了大半天的双腿又酸又麻,抖个不止,最后竟跌倒在自己包装好的衣服堆里,接着他又觉得奇寒难耐。工友见他汗湿湿地却缩成一团,便开车把他送回家,并关心地嘱咐他好好休息。

    可第二天,工友们又见到钟叔提着午饭早早等在工厂门口了,身体似乎好了不少,干起活来仍然很卖劲。

    又一年春节到了,广州城里到处喜气洋洋,热闹的气氛把寒冬驱赶得无影无踪。传达室王伯告诉阿娥,她儿子阿杰打越洋电话回来,说钟叔要回来了。阿娥很高兴,乃四处采购年货。

    几天后,她买了几只大水鱼(鳖),准备拿回家养着等钟叔回来□给他补身子。王伯叫住了她,说是有她的包裹。阿娥兴冲冲去取了包裹掂在手里,心想,这老伴发哪门子癫,都要回家了,却又寄个包裹来,是想给我个意外的惊喜?当阿娥小心翼翼地打开包裹一看,只觉得眼前一黑,便不省人事了。在老槐树下饮茶、聊天的人围了过来,七手八脚把她送到医院去了。

    寒风瑟瑟吹来,树叶飘零而下,覆盖在那个从澳洲寄来的包裹上。一只大水鱼从包裹里钻出来,嘴里叼着半张信纸。王伯趁前一看,只见斑渍累累的纸上写着:

    阿娥:
    你好么?结婚以来,我这是头一回给你写信。我觉得很内疚,“老伴老伴”,真到老了,才知道相亲相伴的意义。我很快就要挣够二万澳元了。这是我一生的第三笔积蓄,也是最大的一笔。怎么用它?我想了很久很久。初衷是给儿子还房债,而后又想带回广州去“风光”。现在我终于作出了我这一生唯一明智的决定:如数交给你─跟我同甘共苦整整四十二年的老伴 …

    原来是钟叔写给阿娥的信。而那包裹里装的,赫然竟是钟叔的遗骸!

    后记

    1996年的正月十五,正是钟叔移民澳洲二周年。当另一对老夫妇正为出国定居也在“老友记”大摆筵席时,在悉尼曾与钟叔同住过的张伯来了。他是特地来看望阿娥的。他说,钟叔是在元旦那天加班时,在包装机旁离开人世的。钟叔走的那段日子,他儿子阿杰正与绣纹在澳洲东部的黄金海岸渡长假。厂里工友遂商量着捐了些钱给钟叔处理后事。老板担心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遂辞退了那些年老的工人。张 伯于是失业了。他没有再找活干,想着钱再多又有什么用?落叶归根,还是早点回到故乡故土去吧,那里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站在老槐树下的人听得唏嘘不已,潸然泪下,而“老友记”里却仍然热闹非凡,甜心热肺的祝福话儿一串串随风飘来…

    1997年于悉尼

    曾刊于《东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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