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的教诲  ¤ 湘平


    这些年来,我常常想起我在青少年时代的两位老师,特别是当我两年前开始涂鸦这 种文字以来。

    最初提起笔来,我想到,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做过文学梦的。同时我也意识到,我有 近三十年没有用方块字写文章了,我的写作只是停留在中学水平。如果说这么多年 后我还保持着对文学的兴趣,应该说与我三十年前的两位老师有关。

    1969年,当我随母亲“干部下放”而转学到一所山区县中时,听说这所学校一向名 誉不佳,文革前的某些年竞有过升大学率为“零”(又称“剃光头”)的历史。当 然,我上中学的时代已经不讲究、也不再有什么“升学”了,况且我的家庭处境也 让我别无选择。

    然而,当我坐在教室开始上课之后,我渐渐发现我的老师们其实都很有实力。譬如, 语文课高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课陈老师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物理课刘老师曾 留学波兰,化学科黄老师曾在大学任教。因为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这些老师才沦 落于此,小小的县中就成了藏龙卧虎之地,我们也因此而“因祸得福”。

    入校那一年,我插班在初二,高老师成了我的语文老师。他像是刚出校门不久,讲 一口纯正的普通话,看上去有些清高、又有些落寞。根据小时候从书本、电影中得 来的印象,二、三十年代的文学青年恐怕就是这个样子吧。那年头,中学毕业已经 不能升学了,上大学只是每个人心底的一个梦,谁也不敢说出来。对自幼喜爱文学 的我来说,北大中文系自然是梦境中的最高境界。因此,朦朦胧胧中,高老师在我 心目中或许有一种偶像的地位,虽然那是一个只有英雄、没有偶像的时代。

    由道听途说得知,高老师原先是北大中文系的高才生,不知因何缘故被打成了“反 动学生”,影响1966年文革之始被分配来这里教书。据说他在文革初被一群疯狂无 知的中学生折腾,吃尽了苦头,一日三餐就餐时间被迫挂着“反动学生”的牌子在 饭厅前示众,尊严扫地。自然书是不让教了,有段时间,除了劳动之外,他被派去 卖饭菜票。那年月,财务科的人算账,包括卖饭菜票,都是一把算盘在手,算盘珠 子拨得劈里啪啦响。可高老师不精于此道,也可能是他的心算、笔算比珠算来得快。 于是,人们见他卖饭菜票时常在一张纸上划拉几下,倒是既快且准,从不出错。 .

    从初二开始,高老师一直跟班上,教到我们高中毕业。虽然那时的教学毫无疑问要 政治挂帅,毛泽东思想领先,但在以教材为蓝本的大框架下,高老师会千方百计给 我们补充一些历史和文学知识。例如,在讲授毛泽东诗词时,他总会结合几首唐诗 宋词。在讲鲁迅作品时,他便同时介绍林语堂、胡适和周作人等同时代的文人作家。 那时历史、地理课都被砍去,高老师还得尽可能为我们补充史地知识。他曾经安排 在上一些课时,比较有系统地给我们讲授中文语法、文法,形式逻辑等等。

    我的作文常常受到高老师的青睐,这无疑大大刺激了我的写作兴趣。老师时常在课 堂上宣读我的作文,将之作为讲评的范例。这种剖析,更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短处。 记得有一次在写一篇班级活动的记叙文时,高老师不在,代课老师给了我一个前所 未有的90分,高老师回来看到后,毫不留情地删去,代之以85分,并写下了长达一 页的评语,还记得其中包括这样几句:“人,要写好一个人是最不容易的。希望你 加强人物素描的练习。”

    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我从乡下回母校去,欲与老师商讨专业和学校的选择。想不 到,高老师对我选择报考理工科而非文科毫不惊讶,反而由衷地支持。也许由于他 自己在文革中的前车之鉴,仍然心有余悸。也因为那时的大气候预告“科学的春天” 正在到来,而中国的文学尚未解冻。

    和戴老师相识是在中学毕业下乡后,纯属一个偶然的机缘。

    我在乡下的那几年里,除了忙于农活和承担赤脚医生的日常职责,还时常给公社和 县广播站写写稿──当然多半是表扬稿或批判稿,一方面属兴趣所致,另外也算是 谋求日后出路的一种奋斗方式。

    1975年,为配合当时“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浪潮,公社要我以赤 脚医生的名义写份批判稿,并到公社播音室录音,然后送交县广播站。写大批判稿 是我们这一代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练就的看家本领,自然一挥而就。稿件送到公社, 担任播音员的上海知青小王请她的丈夫、公社中学的语文教师戴老师帮我修改。 .

    戴老师是复旦大学新闻系64级学生,文革期间毕业,虎落平阳,被发落到公社中学 教初中语文。改我这样一篇小文对他自然是易如反掌。这之后我们成为朋友。他私 下里对我推心置腹地说,你若爱好文学,喜欢写,今后要尽量写一点自己的东西。 说来惭愧,我当时虽然记住了这句话,却并没有完全明白“写自己的东西”的真正 涵意。事实上,那年头,除了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地或吹捧、或批判,自己根本没 有胆识写什么。

    三十年后,当我最近回国时,家乡一家报纸的主编读了我在海外网站发表的一些文 章,邀请我参加该报一个海外游子栏目的写作,并指定要我写一篇此次回乡对家乡 巨变的观感。我意识到,作为地方政府的报刊,对方当然希望我歌功颂德。我委婉 地表示,欢迎贵报将我在网站发表的任何文章转载展示给家乡的父老乡亲,我甚至 不介意编辑作适当的修改删减。但是,我自己已不习惯于承担“使命”,为报纸写 命题作文。作为业余网络写手,我想保持这点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自由度。或许, 这也算是对当年戴老师建议我“写自己的东西”的遥远的回应。

    后来得知,戴老师1978年考上华东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回到了上海。一些年后,高 老师也调回了浙江家乡的一所大学任教。

    可能他们自己不曾记得和意识到,他们当年对我这样一个爱好文学的女孩的启迪, 以及在我人生中产生的久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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