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懶惰的澳洲人

——“我看澳洲人”之七 ¤ 哲夫

　　　　國立大學西側的德理路(Daley Road)，雖然建在校園裏，但卻是一條十分繁忙的交通要道。路西邊全是學生宿舍，每天朝九晚五，少不了熙熙攘攘上下課的學生人流。澳洲的學生歷來大大咧咧慣了，全然不管來往的車流，好在駕車者都受過嚴格的交通規則訓練，只好停下車來耐心等待。偶爾的交通阻塞是絕對避免不了的，但時間長了，難免不潛藏一些更大的事故隱患。

　　　　學生會開始同學校當局進行馬拉松式的交涉，且終於有了結果。這不，十來個工人搬來施工工具，準備在德理路修建兩個行人安全島。這點活計，在中國特別是廣州，十來個人充其量兩三天就可以完工，不然，就只有喝西北風的份。

　　　　可這裏的工人兄弟整整幹了五周，才把路面拾輟乾凈。至於栽花種草，還得等另一批人來接著幹。施工這一段時間，我每天上下班都坐公共汽車經過這塊“工地”，親眼見識了澳洲工人兄弟悠閑散漫的“工作作風”：一會兒彼特去開收音機，一會兒是約翰站在一旁抽袋煙，再不就是威廉和羅伯特講起了笑話。反正按一句中國老話就是 “站沒站相，坐沒坐相，全然沒有一點做事的樣子”。這樣不緊不慢，精雕細琢，何時才能完工？我在心裏暗暗為他們著急。實在忍不住了，就把這事悄悄告訴一位澳洲朋友，誰知他聽了之後反過來安慰我說：“No Worries!”(不要著急！)。

　　　　初次聽到澳洲人對你講“No Worries”時，你會不禁為澳洲人的善解人意而感動。聽得多了，特別是當你事情緊急火燒眉毛時，他還照樣說“不要著急”，你就不禁會想，他這句話究竟是安慰別人還是安慰他們自己，抑或這句話本來就是他們的口頭禪和座右銘？若真遇到急事，似這般拖泥帶水，豈不耽誤大事？我租住的地方屬於國立大學的房產，因為年久失修，需要經常修修補補，不時有一些專業公司的工人在過道甚至家裏敲打不停。有時來修補信箱，有時則是更換地毯；有的是維修地板樓梯，有時是粉刷門窗牆壁；至於草長長了需要修剪，廚房廁所的甚麼零件壞了等等，更是經常的事兒。平心而論，這裏的工人十分專業，也頗有敬業精神，常常是你剛從睡夢中醒來，他們就已經開始幹活了。雖然質量是沒說的，但他們幹活普遍速度慢，效率低，常常是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往往要經過連續幾天的不緊不慢的敲打，有時，實在忍不住了，禁不住會向他們打聽一下進度，他們同樣會微笑地告訴你：不要著急。

　　　　我時常在朋友面前感嘆，澳洲人真是一個悠閑的民族。他們上班不緊不慢，坐公共汽車不緊不慢，在櫃臺接待顧客不緊不慢，到公司談生意也是不緊不慢，最悠閑的地方還是他們可以在上班的空隙合法地、悠哉游哉地品嚐上午茶和下午茶。好多朋友不同意我這種“褒獎”之言，他們爭辯說，澳洲人的生活方式哪裏是悠閑，分明是懶散。澳洲人的懶散可是在全世界都出了名的。

　　　　的確，在香港、廣州過慣了快節奏生活的人，若到了澳洲，必定會覺得是到了另外一個世界，甚至是進入了另外一個世紀。前些日子的一項調查表明，大多數澳洲人寧願在家休息，也不會為高工資和補貼而加班，引起輿論的不少議論。甚至生活方式與澳洲人頗為接近的加拿大人也感到納悶，上午工作時間長，中間休息一下，喝點咖啡還可以理解，下午竟然還喝一次，就實在說不過去了。

　　　　澳洲人衣著隨便，在世界上很有些名氣。除了在政府部門和大公司工作的職員外，其它人的衣著一律以隨便輕鬆為原則。在大學，教師穿拖鞋、短褲上課者決非鳳毛麟角，至於上課的方式和姿勢，更是千奇百怪。來上課的學生也不是“省油的燈”，東倒西歪者算是講禮貌的，有的高翹著光腳丫子，旁若無人；有的乾脆閉著眼睛睡覺，在教授跟前拉起了“風箱”。這裏的中小學都是每天九點上課，一到九點鐘，上課鈴聲響起，任課教師照例到門口迎接學生，我每次送小女上學時，都會發現一些家長穿著睡衣、睡眼朦朧地送孩子上學，遲到者每天竟有一半左右。

　　　　還有一點讓我們難以接受的，就是澳洲人愛打赤腳的習慣，她們不僅在家裏打赤腳，而且還打赤腳上街，有時出外旅遊，一到目的地，他們往往爭先恐後將鞋襪脫掉，當起“赤腳大仙”來。

　　　　記得有一次英語課，老師要各國來的留學生談在澳洲的觀感，在談到最看不慣澳洲人甚麼習慣時，一位韓國學生回答說，他最看不慣是在大街上有人赤腳行走。這個觀點立即得到來自日本、中國以及香港、臺灣地區的學生的贊同。看來，在東方文化中，打赤腳同不衛生、不文明是聯繫在一起的。當然，外在自然環境的不同，也是造成這一習慣的重要原因。

　　　　從一定意義上說，澳洲人這種懶散的生活方式是這裏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必然產物。澳大利亞是一個“幸運的國度”，地大、物博、人少，人均占有資源居世界第一。這裏物產豐富，畜牧業發達，肉食充裕，牛奶質量優良，乳製品種類繁多。再加上澳洲四面環海，與世隔絕，過去澳洲人便認為這裏甚麼都好，是上帝所賜的人間天堂，於是，不思進取，一昧享受。在這樣的物質條件下生活，一不小心就會長成個肥胖人。剛到澳洲，有人就半開玩笑似的告訴我，澳洲人懶散得很，生長出不少“肥婆”，這也是澳洲一大特徵。因為澳洲人組織家庭之初，男女雙方都參加工作，在把家建到一定基礎，特別是有了小孩之後，許多婦女會選擇放棄工作回家帶孩子，做主婦，於是，不少婦女人到中年便開始發福，並且一發不可收拾。此外，澳洲是一個現代農業國家，農牧業十分發達，澳洲人的食物以品種豐富和營養價值高而聞名於世。.

　　　　據說澳洲人均動物蛋白的攝取量，僅次於美國和新西蘭，居世界第三位。吃得太好，自然容易發胖，澳洲人不僅中年發胖者增多，而且還有幼齡化趨勢，常見到一些六、七歲的孩子，體態蹣跚，讓人頓生憐意。雖然澳洲人天性喜愛運動，不少人還採取措施節食減肥，但肥佬、肥婆依然層出不窮，蔚為壯觀。其中竟然有一些人長成 “超級”肥婆，他們的身段像座“巨無霸”，有的連日本的相撲運動員也自嘆弗如。在服裝商店，特大號衣物十分暢銷，銷售量每年都在增長。話說回來，“肥胖”本身並不是罪過，不應受到歧視，但這在澳洲卻成了一件令人政府、社會擔憂的現像。澳大利亞法律規定，國家有義務向身體肥胖的居民預付醫療保險金和保健費，由於澳洲男人中有55%的人超重，女性中約有40%的人超重，政府每年花在肥胖者身上的保健費就高達４億澳元。這可苦了澳洲移民當局，他們不得不採取措施限制體重超過84公斤的移民入境，以減少政府負擔。據說在1993年，一位來自英國的婦女由於體重大大超過移民局規定的限額（體重113公斤）而被拒絕入境。這在世界上都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先例。

　　　　就連參加朋友聚會，澳洲人也是散漫有方，不大守時。中國人約會，除非特殊人物，總會先到幾分鐘，以免主人不快。在澳洲，這條原則派不上用場。我的英語老師、一個地道的澳洲人曾向我們面授機宜，謂這裏通行的規則是，在約定時間半小時內不算遲到，若遲到一個鐘頭需向主人當面道歉，如果遲到兩個小時那就要提前給主人打電話了。好在西餐是流水席式的吃法，自我服務，自得其樂，早到遲到就餐並不受影響。若是吃中餐，講究步調一致，遲到二十分鐘也屬大不敬，若遲到一個小時，那麼，要麼是等待者忍受饑腸轆轆，要麼是遲到者面對杯盤狼藉，想想便知其場面將會何其尷尬！

　　　　這一切自然會反映到澳洲人對婚姻的態度上。澳洲人婚姻觀念之隨便，在世界上頗有名聲。澳大利亞法律承認同居（即事實婚姻）的合法性，所以同居或先同居再結婚的現像十分普遍。由於女權運動的發展，婚姻神話的幻滅等多種因素，越來越多的澳洲人不願意輕易交出個人的自由，銬上婚姻的鎖鏈。最新調查發現，澳洲人婚姻觀念越來越淡薄，成婚率也跌至一百年來的新低點。澳洲國家統計局最近公布的數據顯示，44%的澳洲男子和42%的澳洲女子從未結婚，而維持同居關係的澳洲人卻比1991年大幅度增長，1991年只有58．4萬人同居，現時卻達到74．4萬人。目前澳洲的離婚已經高達50%，即每兩對夫婦便有一對離婚。分析人士稱，這種狀況的出現，是因為澳洲人生活過於隨意、散漫，生活責任心較以前已大打折扣；社會和政府往往給予離婚人士較多支持，而不是對婚姻瀕臨破裂的夫婦給予及時指導。現今澳洲人的生活態度是，一旦婚姻出現問題便予以放棄，而不再採取措施進行挽救。

　　　　澳洲人在婚姻大事上如此隨便，但在性事上卻從不馬虎了事。一項由安全套製造商Durex在全球14個國家向年齡介乎16-40歲的人士進行的調查表明，澳洲人以每年做愛112次而和美國人及法國人並列為世界最佳性愛伴侶，他們因在各方面都表現出色，獲得加分，成為世界上第一號大情人。而澳洲悉尼則成為國際最佳性愛城市，獲得49%的認同。香港人則是最差的性愛伴侶，據調查他們做愛次數最少，維持時間最短，以及不大理會對方是否滿足等等。說到這裏，突然記起一位據說是作家的上海來的女人施國英，曾在悉尼的華人報紙上抨擊中國男人如何差勁，表揚澳洲男人如何了得，在華人社區造成群情激憤的事。如此看來，施大姐所言應是親身體驗，並非空穴來風。

　　　　澳大利亞是國際上少見的高福利國家，其社會保障只有少數北歐國家可與之媲美。這種制度把澳洲人“從搖籃到墳墓”都照顧得頗為周全，若不追求豪華奢侈，普通澳洲人可以高枕無憂，儘可悠閑度日。澳洲的兩黨政治，甚麼主張都可以提出，但就是社會福利這一塊不能動搖，否則，必定會大失民心。高福利本應以高效率為基礎，但事情最後卻走到它的反面。當中國人正逐步告別“鐵飯碗”之時，澳洲人卻仍然照舊躺在“大鍋飯”上過日子。澳洲人為這種高福利所付出的代價就是人們工作缺乏動力，經濟發展缺乏後勁，整個社會缺乏活力。

　　　　據說澳洲人不僅自己工作懶散，而且還不大樂意見到其他人努力工作。一百年前，華人在澳洲之所以遭到殘酷迫害，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人過分勤奮，竟然不懂享受。時至今日，澳洲人的心態沒有變化，只是表現方式改變了。我的朋友Ｗ，在英國獲得博士學位後，應聘到澳洲國家聯合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現在已是該中心的研究員。他的感覺是，澳洲的科研人員沒有英美國家常見的敬業精神，一些人不僅自己不努力，成天不做甚麼事，也不願意別人努力工作，時刻擔心別人超過自己，搶了自己的飯碗。對努力工作的同事，輕則風言風語，重則示以臉色，而一旦他人作出了成績，又會爭先恐後參加分享。所以，Ｗ到澳洲以後，也一改以往的工作風格，上班輕鬆應付工作，下班則逗逗孩子了事。一年前，他和一位澳洲女同事一同申請新加坡的兩個研究職位，雙雙獲得成功。沒曾想這位女同事半開玩笑地對他說，如果你在新加坡還如此用功，我可要丟飯碗了。雖然最後兩人都放棄了這一職位，但他很有感慨地說，澳洲這個地方，悠閑養老也許不錯，幹事業還真不是地方。

　　　　我的同事D，也是一位十分勤奮的人。雖然他同樣朝九晚五地上下班，但他自覺實行起七日工作制，每周六、日照常在辦公室工作，其他的一切均置之事外。說實話，比起那些起早貪黑開夜車的中國同行，D的表現也不過爾爾，何況，中國人提倡笨鳥先飛，且作學問重要的是成果，如何安排時間又有甚麼關係！我一直認為這裏的同事會對此熟視無睹，習以為常。D在中心工作已經三年，雖然平時身上免不了有些中國學者的怪癖，還有點在美國留學時染上的語言表情誇張的小毛病，但和同事關係一直還算融洽。當D完成合約轉赴海外時，這裏的同事為他舉行了一個BBQ歡送會，而且還許諾送他一件神秘禮物，最後，當那一層漂亮的包裝紙被捅破時，一個造型精緻的茶杯出現在眾人眼前，上面的英文竟然是Workholic（工作狂），D得到了他應得的“榮耀”，真讓人匪夷所思！

　　　　比起工作不努力的澳洲人，澳洲社會還有更為懶散的一族，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謂的“乞丐”，澳洲人稱他們是“無家可歸者”（Homeless）。照理，澳洲的社會保障位居世界前茅，即便失業者，靠吃救濟也能活得有滋有味。這麼多的人寧肯做乞丐，顯然非一個“窮”字可以解釋。亞洲人初到澳洲時，都是人地生疏，遠比這裏的澳洲人艱難，但他們總是含辛茹苦，勤儉持家，卻沒有人願意四處漂泊，過無家可歸的乞丐日子；有些人甚至連政府救濟也不願去領，唯恐這樣會留下甚麼不良記錄。真是物以類聚，人分九等，這些專門“走四方”的澳洲人，已經習慣於四海為家的生活方式。這些人“職業”不同，街頭賣藝的、紅綠燈前擦車的、伸手要錢、大街上拎著酒瓶東游西蕩的，都是他們的“道友”。

　　　　澳洲人百分之七十以上都住在城市裏，這裏也是乞丐“薈萃”的地方。平心而論，在澳洲，通常意義上的乞丐，破衣爛衫、蓬頭垢面者並不多見，我在悉尼、墨爾本曾見到過，堪培拉幾乎沒有。到處游走、零打碎敲地討錢者倒是時常見到。剛到堪培拉的第二天，起了個大早，想到周圍熟悉一下環境。剛出門，就見後面一個人在急匆匆地趕路，正想著“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就隱約聽見後面那人在用英語說“打擾”（Excuse Me），一看是個乞丐，找我討煙抽，又問我有沒有零錢，我剛到，兩者皆無，只好從口袋中掏出口香糖打發他走人。聽一位朋友說，澳洲還有一種富家乞丐，他們並非無錢度日，而是視乞討流浪為刺激者，有些人還是嬉皮士。吃驚之餘，只好感嘆人心不古。

　　　　在墨爾本鬧市區的公園或者悉尼的環行碼頭，稍不留神，就會碰到會動的“活雕塑”，這些人大可稱之為“藝術乞丐”。他們在臉上和全身都塗上仿雕塑的金色或銀色的螢光油彩，自顧自的表演，那動作很像機器人，眼睛一眨都不眨，其站功、靜功確實了得，擺好一個姿勢可以半天紋絲不動，面前鋪上一塊布或放著一頂禮帽，不就是手裏捧著個杯子，無言地要你放錢。每有遊人湊到跟前，放下幾枚硬幣，活雕塑便會轉過身來，露出笑容，擺好姿勢讓你照相。這樣的乞丐頗有藝德，常讓遊客奉送金錢時心悅誠服。

　　　　隨處可見的還有不少街頭賣藝者，他們不像中國的街頭藝人，要圍成圈劃出地盤，每到精彩緊要之處，就要停下來買個“關子”，捧著個托盤走一圈收錢，有時還讓猴子代為出馬。澳洲的街頭藝人通常在商業中心找一處蔭涼所在，這些人從不伸手討錢，而由路過欣賞的人士隨意回贈。拉琴的把琴盒打開放在地上，自顧自沉浸在音樂裏；唱歌的在地上鋪一塊布，而後拿起吉它很忘情地唱起來；畫畫的則把一頂氈帽倒置於畫架旁，隨意和路過的人聊天。至於聽眾、觀眾是否回饋金錢，仿佛是無關緊要的事。當然藝術是有價的，每次我從這些街頭藝人面前經過，都會停下來欣賞他們的演唱和灑脫，然後趁演出空隙放下幾枚硬幣，再輕輕離開。

　　　　街頭獻藝的“活雕塑”、繪畫和演奏還算是高雅的，紅燈前的擦車族才算驚心動魄呢！在堪培拉，就有幾位活躍在交通要道口的“馬路天使”式的人物。每次開車從諾斯本大街進堪培拉市中心，遇到紅燈停車時，總會有人拿著水刮子從樹蔭下一溜小跑過來問你要不要擦車，你別以為自己碰上了活雷鋒，擦完了車可是要錢的。這些人穿得有些破爛，但幹活極為麻利，擦車前必會徵求車主意見，決不強行為之。我拿不準他們擦車是出於樂趣，還是因為生存需要，若是後者，我想他們如此風餐露宿，每日所得決不會太多，因為我時常見到，在這塊紅綠燈交替變換區，車主大多不願花時間擦車，很多時候，這些擦車者都是匆匆而來，泱泱而歸。偶爾有人願意擦車，也只能掙幾枚硬幣，憑此何以維持生存呢？

　　　　偶翻史書，竟然發現澳洲歷史上從來不缺少“流浪一族”，有心者完全可以寫上一本大部頭的專著。澳洲最早的流浪漢是服刑期滿後不願回英國，又懶得參加開發澳洲的囚犯。這批人後來在“淘金時代”變成剪徑的強盜和江湖騙子。他們不像現在的流浪漢以城市為基地，而是活躍在澳洲廣闊的內陸。這批人的有很別緻的行頭：頭戴舊氈帽，帽沿纏繞著一個個軟木塞，是用來搖頭趕蒼蠅的；背上背著一個行李捲，英文俗語稱之為“Swag”，流浪漢們則把它女性化地稱為“瑪蒂爾塔” （Matilda），他們在曠野裏抱著行李捲跳舞被稱為“瑪蒂爾塔華爾茲”，再就是隨身帶著一兩個糧袋（Tucker Bag）和腰掛一個煮水用的鐵壺（Billy Tea）。這批人獨來獨往，偶爾有條狗作伴，過著逍遙自在的生活。他們季節性地流浪於各個牧場和農場之間，主要靠替人剪羊毛、採摘水果、收割農作物或修剪籬笆等臨時散工過活。按照澳洲的傳統，牧場和農場有照顧流浪漢的不成文的義務，一旦流浪漢上門，就算沒有工作做，至少也要留他們住一晚上，第二天再送他們一些基本生活物品讓他們上路。一些十分懶惰的流浪漢專門選擇黃昏時刻投宿農牧場，他們也有個稱呼，叫做“夕陽客”（Sun Downder），到了20世紀中葉經濟蕭條的時候，不少城裏的失業人士加盟流浪漢隊伍，農牧場幾乎天天要招待“夕陽客”，更有一晚超過一百人的記錄。據說流浪漢們也有自己的遊戲規則，他們彼此交換情報，知道各農牧場的招待方式和慷慨程度，有選擇地投宿；有的先把滿袋糧食藏在隱秘的地方，提著空袋投宿農牧場；如果遇到過分吝嗇刻薄之輩，他們還在夜晚進行搗亂，使農牧場受到損失。所以，農牧場主招待流浪漢也抱著“惹不起、躲得起”的心態。由於流浪漢的行為和作派被著名詩人佩特森（Paterson）以浪漫化的方式寫入《肩囊旅行》中，結果成為城裏人羨慕的對象。其實，流浪漢雖然自在逍遙，但時刻與孤獨和寂寞伴隨，也時常為貧、病、酒精和毒品所困擾。不過，日益龐大、人滿為患的流浪漢隊伍的存在，迫使政府採取積極措施，改善澳洲的社會福利政策。

　　　　無家可歸的乞丐問題顯然是澳洲政府的一處隱痛。政府也曾撥款給無家可歸者蓋房，可是就有人喜歡到處流浪；政府也沒少給失業人士發放救濟金，但有人寧願拿著這筆錢買毒品；許多澳洲人不懂得節儉，也不願意工作，呆在家裏領救濟還算良民，流浪四方不惹事也算過得去，怕的是那些光吃救濟不幹活還時刻危害社會的人。這就是今日澳洲的現實問題。

　　　　早在1964年，澳大利亞《新聞公報》周刊編輯唐納德霍恩寫了一本抨擊澳大利亞社會弊端的書，並用諷刺的手法將該書取名為《幸運的國度》。作者當初取這個書名本來是貶義，沒想到執迷不悟的澳洲人竟反話正用，都接受這一書名的字面意義，把它當作表達自己所過的安樂生活的一句澳大利亞俗語，反復引用，津津樂道，讓人大跌眼鏡。的確，澳洲人雖然面對的自然環境得天獨厚，經年沒有戰爭動亂，而社會福利也只有北歐國家可與之媲美，生活非常舒適。但是在一個沒有生存壓力的社會裏，悠閑懶散是不可避免的，有人據此推斷說，澳洲肯定是一個舒適的國家，但絕對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國家。新加坡內閣資政李光耀在澳洲訪問的時候曾毫不客氣地說，如果澳大利亞人繼續躺在自然資源上吃老本，不思進取，將來只能成為亞太地區的垃圾。這話雖然讓澳洲人聽了不高興，但畢竟說出了些澳洲人不願承認的實情。

　　　　 (編者註：這是筆者幾年前在澳期間寫的個人隨感﹐觀點是否正確﹐編者不予置評。他的觀點也並不代表本網站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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