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回鄉夢 ¤ 湘平

　　　　此行是去了卻一個多年的心願，去圓一個夢。

　　　　屈指數來，離開那裏已經二十七年了。二十七年的光陰足以讓一粒種子長成一顆大樹；使一個呱呱落地的嬰兒長成一個壯漢。難怪時光的流水已在自己臉上沖出了道道溝痕，塵世的風霜已悄然塗抹著雙鬢。

　　　　按我77年考上大學離開那裏時的記憶，從母親所住的城市出發，需要乘汽車在崎嶇不平的公路上顛簸幾個小時先到達山城宜豐。再步行二十多里地，才來到茶頭村。當年自己作為赤腳醫生每月到縣城購藥，就是這樣挑著擔子走來走去的。它在我記憶中的遙遠和偏僻，使我在前幾次回國的匆匆行程中一直想去而沒有成行。

　　　　然而，這一次，我決意前行。

　　　　此次帶女兒回國，從北京、上海、杭州一路遊覽回到家鄉，感嘆著近二十年來中國城市的巨大變化。特別是在馳騁的列車上，又見識了江浙一帶農村一幢幢象徵著富裕的華麗別墅。我禁不住反反復復地想，我離開二十七年的茶頭村也該變了吧？究竟變得怎麼樣了呢？到家第一件事，我就迫不急待地安排好了行程。一時找不到村裏的電話，無法與他們聯絡上，只好自己摸上門去。

　　　　這些年，國內的公路發展真快，國道、省道、地方道，道道緊扣相連。新修的高速公路筆直平展，僅一個多小時就到了宜豐。一路上，我在心裏一遍又一遍地想像和描繪此行前去可能看到的景像。如果茶頭村民的富裕程度能夠達到我離開時縣城人們的生活水平，我也就滿足了，儘管這也意味著城鄉之間近三十年的差距。

　　　　借老同學的面子，從宜豐縣城出發開車陪我前往的是本縣電視台的年青的台長，他才三十歲。看著他風華正茂、虎虎有生的樣子，我突然意識到，我離開茶頭的那年，他應該正在蹣跚學步。這一想法令我啞然失笑。

　　　　從縣城到茶頭之間那一段大起大落、坑坑窪窪的公路已變得筆直平坦。半路上，距茶頭村約十里之外的地方，原先的大片農田上已聳立起一座座嶄新的厂房、辦公樓和校舍。汽車拐彎離開公路，轉入進茶頭村的小路，路面只勉強能夠容下一輛車。路正在修建拓寬，坑窪而泥濘。同行的台長告訴我，在基本完成國道和和省市縣各級公路建設後，國家已經規劃，開始修建鄉村小道。

　　　　路兩側是大片稻田。正是“懵懵懂懂，清明下種”的季節，今年的暖春已經把路邊的秧苗催得一片嫩綠。雖然田裏幹活的人廖廖無幾，地裏卻都收拾得整整齊齊，與當年無異。漸行漸近，已經能看到流經村前的那條清亮的小河，和兩岸的青青翠竹、火紅杜鵑。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心跳有些急促，居然有些手足無措，那種“近鄉情怯”的感覺竟比每次回家看母親還甚。鄉親們還認識我，那個他們一口一聲叫著的“湘平”，孩子們聲聲呼喚的“春苗阿姨”嗎？

　　　　車到村口，未等停穩，我迫不及待地一個箭步跳下車，徑直往曾經是村頭最醒目的小學校奔去，那裏還有我同齡的朋友、民辦教師帶英呢。然而，原先教室前面的小操場上，現在參差不齊地擠滿了做工粗劣簡陋、半新不舊的房子，顯然是前些年才蓋的。

　　　　不是周日，怎麼聽不見孩子們的讀書聲或嘻笑聲？我有些疑慮，不由得放慢了腳步。走近一看，教室裏空空如也，不但沒有老師學生，連課桌板凳也蕩然無存！想想這裏曾經是一個擁有五個年級，七、八個公辦和民辦教師，一百多個學生的頗具規模的鄉村小學呢！

　　　　我有些茫然，只好憑著記憶，找尋著通往原先的合作醫療室的小徑。雖然知道原先的醫療室早已不復存在，我要去看看那個我生活了四年的老屋，還有醫療室隔壁住著的當年的大隊婦女主任，待我如親閨女的碎英大媽。

　　　　一路過去，村裏顯得很安靜，靜得有幾分荒涼，遠不如當年那樣生機盎然。漸漸地，零零散散有幾個農家孩子跟著我們看熱鬧，接著幾個好奇的年輕人也加入了，可惜這兩代人我都不認識。

　　　　看得出來，原先的醫療室的廳屋已經物歸原主，成了私人住宅，牆上還依稀可見當年被人寫下的“醫療室”的字跡。這個原先全村最好的青磚屋，現在雖然舊了一些，也還算整齊乾淨。廳屋沒有關鎖，我穿堂而過，逐一看了看那一間間曾經是診室加藥房，我的小臥室，還有藏中草藥的小閣樓。我在這裏渡過了我一生中生命力最旺盛的四個春秋，往事歷歷在目，頓生無限感慨。

　　　　走出門，我好不容易看見了一張有些眼熟、卻叫不出名字的面孔。那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我笑著走過去自報家門，“我是湘平，以前這裏的赤腳醫生。”他先是驚訝地睜大了眼睛，隨即認出了我，然後笑逐顏開地握了我的手。聽說我要找碎英大媽，他立即熱情地領我前去原先大隊部的禮堂。

　　　　禮堂裏擺滿了舊台子，約有一、二十張，每張台子前有一名婦女在低頭幹活。走近看，她們正熟練地將一塊塊加工處理過的一寸見方的光潔小竹片，用繩子串成涼席。我一眼望見我最熟悉的碎英大媽，她當年才四十多歲，而今該已是七十出頭了吧？她仍然是一幅精明能幹的樣子，絲毫不見老態龍鐘或老眼昏花。我緊邁一步，才開口，她竟也立即認出了我，拉著我的手叫起來。所有的人都抬起頭，停下手裏的活圍過來。大多數的姑娘媳婦我都不認識，那些和我年齡相仿，或大我幾歲的當年的小媳婦，如今的婆婆們，都上來拉住我的手。這個說：“那年我兒子就是你給接生下的！他現在在城裏做事，早知道我叫他回來見見你！”那個道：“那次我媽生急病，多虧你半夜陪我們送去縣醫院。”“還記得水英的兒子掉到池塘裏，你還給他口對口做人工呼吸呢！”她們將這些往事一一數來，比我自己還記得清楚呢。

　　　　和大夥兒寒暄一陣，拍了幾張照片。碎英大媽和幾個年長的婦女領我出門，走家穿戶，在村裏轉了一圈，然後上家裏去坐。走走看看，坐坐談談，我逐漸了解到一些我一直關心，最想知道的情況。

一．村民生活

　　　　近三十年過去，鄉村們富起來了嗎？這是我心中最大的疑問。

　　　　從村裏的面貌看，比三十年前改善不大。三十年的風霜雨雪使很多舊式農家房屋破舊不堪，甚至部分倒塌。新蓋的房子不太多，做工也較簡陋，而且零零散散見縫插針，缺乏整體規劃。村裏的衛生條件還很差，走路常常有踩上人畜糞便的可能。整個村莊顯得比過去更加擁擠、骯髒和凌亂。

　　　　村裏還沒有自來水。三十年前，村民們飲用沒有淨化的池塘水或河水。池塘旁邊常常有人往菜地澆灌人糞尿，糞水又流向池塘。河的上游也時常有人洗尿布、糞桶，下游人們卻在挑水喝。飲水不衛生是疾病傳播的最大隱患，要知道這個村莊裏曾經有痲瘋病例，現在自己想來都有些後怕。目前大多數村民在自己的房前屋後有了一種小型的壓水井，村裏也組織打了三口集體井作飲用水。雖然這些水井恐怕很難達到距離糞便污染源一百米以上的基本條件，也總算是地下水。此外，村民們也擔心附近的工業區引起對水源的化學污染。

　　　　過去村裏照明椿米的用電全靠大隊自己的水力發電，現在茶頭村也納入了全縣的電力網，由縣城供電局統一提供電力。農民須像城裏人一樣，每月交納電費。村民們告訴我，農村的電力價格從原先的每度0.80元剛剛降到與城裏人相當的每度0.56元。這個價格竟等同甚至高於發達國家民用電的絕對價格（每度0.07-0.10美元），這一比讓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難怪村民們總要等到伸手不見五指時才肯開上那螢火蟲般微弱的15-25瓦的電燈。

　　　　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戶，以及這些年的改革開放所帶來的最大變化是，村裏的大多數年輕人都走出去了。譬如，碎英大媽的兒子在縣城打工，並且在那裏成了家，買了房；女兒出嫁他鄉後，也經營起了自己的小商店；家裏的田地則由老兩口耕種，外加搞搞編蓆等副業。村裏類似她家的情況不在少數，出外打工的人一般將土地交給家人或他人代耕。事實上，每個人頭只有二畝多土地，而一個在家務農的男勞力可以經營二十多畝地。聽說人多地少，現存勞動力過剩是全國農村的普遍現像。由於勞動力出走，全村人口已經由原先的一千多減少幾乎一半，難怪村裏顯得人氣不旺。由此看來，比起過去一個全男勞力每日工分只值六毛錢，當今村民手裏的活錢應該多了一些。然而，大家給我算了一筆帳，由於現在所有的農藥、化肥價格逐年上漲，經營成本大大增加，一個在家務農的男勞力，除去成本、種子、口糧，每年淨收入也只剩兩、三千元。而如今教育、醫療甚至用電都得花錢，仍然是入不敷出呀！這一點從圍觀的大人孩子的營養狀況、穿著打扮上得到證實。事實上，我在碎英大媽家也沒有看到一件在某種程度上象徵著“現代化”或“富裕”的電視機、電冰箱之類的電器家俱。

　　　　小康呀小康，對茶頭人來說，恐怕還是一個遙遠的夢。

二．教育

　　　　小學校到哪裏去了？孩子們怎麼上學？這是我從踏進村那一刻開始就有的懸念。沒有孩子們的讀書聲、喧鬧聲，村裏少了許多生氣。

　　　　碎英大媽告訴我，由於村民外出打工，村裏人口減少，前些年小學校的學生已經減少到五、六十人了。去年，茶頭所屬鄉鎮已將其收編入離村約十里遠的宜豐縣第四小學。就教學條件和質量而言，這無疑是一件好事。只是對農民來說就大大的不方便了。現在孩子們從小學一年級起就要到學校寄宿，每周向學校交膳宿費十六元，逐年上漲。再加每年的學費三、四百元，合起來供養一個小學生每年的費用達到一千五百至兩千元。這筆說來不算太高的費用，對一個農民家庭的負擔可是不輕。讀小學尚且如此，何況中學、大學呢。

　　　　記得以前孩子們在村裏上學，放學前後都得幫家裏打柴草、撿牛糞、拔豬草、放牛羊，尤其是女孩子們，有的還要帶著弟妹上學。家裏有事，如父母生病，孩子就只好缺課，甚至輟學。電影《一個都不能少》中的情形在這裏也不鮮見。現在孩子們不但不能幫家裏幹活，還要父母用全年勞動所得去供養上學，這種變化會不會引起失學率增加呢？還好，據村民所述，去年遷校以來的半年多，還沒有聽說誰家讓孩子輟了學。農民的生活觀也在改變。三十年前，要動員一個已有三、四個孩子的家庭去做計劃生育手術，是難上難，而現在，每個農民家庭都自覺選擇只要一、兩個孩子。如果沒有特別的天災人禍，農民還是會咬緊牙關供孩子們上學的。畢竟，仍不富裕的農民還指望孩子上學、出息來改變祖祖輩輩“面對黃土背朝天”的狀況呀！

三．醫療

　　　　赤腳醫生出身的我，自然最關注目前村民們的醫療保健情況。

　　　　隨著八十年代初社、隊的解體，合作醫療制度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土崩瓦解了。所幸，目前村裏還有一個私人診所。碎英大媽領我來到現診所。只見診所門口掛著招牌：新昌鎮茶頭村衛生所。下面列有“服務項目：防保、中西醫、婦科、兒科、男女不育不孕症、古怪疑難病症”，看來還百科俱全呢。那幅醒目的對聯“真真假假煽人情，古古怪怪治疑病”令我想到“跳大神”的巫醫，感到有幾分神秘，幾分滑稽，又有幾分不解。

　　　　診所的醫生不在，聽說他曾經擔任過某一時期大隊合作醫療的赤腳醫生。村裏人口少，平時病人自然也不多，所以醫生自己還下地幹活—基本上還是“赤腳醫生” 本色。事實上，村醫用的醫療器械也還是過去的老三件：體溫表，聽診器，血壓計 —名副其實的“赤腳醫生”水平。

　　　　既然是私人開業，總要收一定的診費。加之這些年來藥品器械價格猛漲，哪怕在村裏看個感冒一類的小病，一次也得花上幾十元。一般村民抗得過去的病也就不看了。大病、重病先是在村裏看，萬不得已才到鄉、縣一級醫院去，那對農家就是個大災難。有道是“救護車一響，一頭豬白養；住一次醫院，一年活白幹”，實際上還遠不止如此。在一個設施完備的正規醫院，一個闌尾手術收費兩千多元，治療乙型肝炎兩萬多，心臟手術三萬以上。聽說村裏有人因乙肝住院幾星期，花光了能湊足的全部家當一萬多塊錢，就只好帶病出院。像茶頭這樣遠離富裕的鄉村在全國農村不是少數，“農民治病難”也不是一村一鄉的問題，而是全國九億農民面臨的困境。據說中西部地區很大一部分農民都看不起病，大病來臨就只能在家等死。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農村因病返貧、致貧的人口已經佔到貧困人口的約百分之五十。

　　　　茶頭之行，也帶給我一個新的信息，並通過網絡資料得到進一步證實。目前中國正在開始推行一種新型的農村合作醫療制度，這是一種個人交費、集體扶植和政府資助相結合的籌資機制，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具體到每年中央財政人均資助十元，地方財經資助十元，農民個人出資十元起始，農民一旦患上重病，便可享受到一定程度的醫療補償。從2003年開始，這一制度已經在各省的一些縣市試點實施，計劃用八年的時間在全國農村基本建立推廣，旨在緩解農民因大病帶來的沉重經濟負擔。我深知這個制度並不完善，它的實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還有許許多多意料之內和之外的困難與問題。然而，它畢竟給了茶頭和全國農民一線希望，也給了我一絲安慰。

　　　　茶頭之行，將我從回鄉夢中拉回實實在在、頗有幾分沉重的現實。

　　　　近年來常聽同輩的網友們談論退休後回國(包括辦學等)的計劃，自己一直沉默，卻也在思考。或許，我還能在有生之年為我的鄉親們幹些什麼。

　　　　　　　　2005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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