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O教授 ¤ 葉霜

一

　　　 O(歐)教授於我，既是嚴師，又像慈母，更似婆婆。

　　　她是英國學究，那種地地道道，一絲不苟的嚴師。我博士論文裏的每一個原始數據她都審核過，每一篇文獻她都查證過，每一句英文她都推敲過。我的論文能在較短時間內完成和順利通過，她作為導師，自然功不可沒。

　　　她的典型的心細如絲、關懷備至的母性，在我遠離親人，在澳洲度過第一個生日時體會最深。那天一早，我懷著稍感孤單、寂寞的心情步入實驗室，隨著一聲“Happy Birthday!”, O教授遞給我一份包裝精美的生日禮物，打開一看，是一件我一直喜歡卻還沒買的印有Brisbane字樣的T恤衫。她還為我帶來了生日蛋糕供大家分享，同時拍了一些照片叫我寄回家去。下班後，她又堅持帶我上她家去吃生日晚餐。想想我母親在此，也不可能比這更周到吧？

　　　然而，她更像個嚴厲的婆婆,管教著實驗室的一幫女學生和女助手們。聽人說，以前在實驗室待過的澳洲男孩都不堪她的管制，會在幾個月之內急流勇退，逃之夭夭。在我到達大學的第一周，我這“洋婆婆”在校園裏中國留學生中已經聲名大噪。那時正值中國學生聯誼會組組織郊遊，熱心的組織者沒忘通知我這個新成員，電話打到實驗室，卻碰了個不大不小的釘子。O教授客氣地回答：“她工作時間無法接私人電話，這是實驗室的規矩。請你晚上打到她家裏去吧。”朋友們幾經碰壁後，沒人再敢往實驗室打電話，更不用說上門來找我。

二

　　　我和O教授之“緣”起於北京。

　　　那一年，O教授一行六人的澳大利亞藥理學代表團到北京訪問一周，中國藥理學會理事長王教授負責接待，鞍前馬後跑腿的是包括我在內的王教授的一干弟子。我師兄帶他們到京城各大名勝古跡，全國幾大城市遊玩一番，做了一回“牧羊犬”（Shepherd Dog）。我則陪同他們到中國醫學科學院有關研究所觀光、講學。在我們所舉行的一場中澳雙方科研交流會上，我幫助澳方專家放幻燈片。交流會結束時，O教授從我手中取回幻燈片，饒有興趣地與我交談了一會兒，我只能用我有限的英文應對。臨行前她送給我一塊有袋鼠圖案的手帕表示謝意，留作紀念。沒想到，我卻從此與這個袋鼠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送走O教授一行不多日，我們收到她寄來的在北京時拍的一些合影照片。當我也把我們為澳洲客人拍的照片給她寄去時，王教授建議我順便提一提，我能否在完成碩士論文後到她的實驗室去作Ph.D.，我也就不經意地寫下了這樣的話。

　　　那年頭，雖然出國之潮洶湧，我自己卻並不積極，更沒有想過要來澳大利亞。這之前王教授向我示意，我畢業後將留所工作，然後可以考慮考他的在職研究生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就我的性別、年齡、經歷來說，我認為這也是我對自己前程的最佳設計。況且，我對北京一貫情有獨鐘。

　　　不料，兩、三星期後O教授欣然回信，並隨信附上兩份獎學金申請表，一份屬O教授所在大學的獎學金，另一份屬澳大利亞國家衛生醫學研究基金會的。更令我驚訝和感動的是，她已幫我填好了每張表的大部分空檔，包括她所了解的我的個人情況，特別是將來的研究課題和研究計劃。而在其餘她不甚了解的我的個人項目和簽名處，她一一用鉛筆打上“X”，示意我自己填上。我輕而易舉地“填空”好表格，寄回給她。

　　　在隨後的幾個月裏，我和O教授斷斷續續有一些通信往來。那時我正忙於寫碩士論文，況且用英文寫信還未達到得心應手的水平，我有時只在收到她的兩、三封來信後才拼湊出一封回信。一日，我收到她的一封又大又厚的信，打開一看，除了她的回信外，其餘的一疊是我自始至今寫給她的所有信。老太太一絲不苟地用紅筆一一改正我信中的用詞不當、單詞拼寫和語法錯誤。她的好心和認真勁使我異常感動，也令同事們唏噓不已。

　　　到年底，澳大利亞國家衛生醫學研究基金會的獎學金通知書幾經輾轉寄達我手裏。後來才知道，這種獎學金一年一度只頒發給兩個海外學生。我明白，我之所以“金榜有名”，並非本人特別優秀，實則與O教授的名譽和地位有關，因為她的實驗室年年贏得這個基金會的研究基金。

　　　在等待獎學金揭曉的幾近一年的時間裏，我如期畢業和留所工作，也不能免俗地搶時間結婚生子(當時這是在知青出身的女學生中的普遍現像)。“高中”獎學金的喜事使我高興之餘又感到十分為難，畢竟我已經不是“快樂的單身漢”，不能兩袖清風說走就走。事實上，我並未期待得到這份獎學金，更沒有真正計劃要去澳洲。

三

　　　元旦一過，一張“機票通知單”送到我手上 -- O教授已為我訂購好機票。面對剛剛滿月的兒子和當時正在生病的丈夫，我茫然不知所措，感到真正的“內憂外患”。然而，所有的家人、朋友和同事都認為機不可失，我不應放棄，而雙方導師的鼎力相助和殷殷期待更使我無法打退堂鼓。

　　　預訂機票的啟程日期定在二月十八日，即一個半月之後，而我要從申請護照開始。我雖然在一、兩個月前將護照申請書遞交上去了，此時卻如石沉大海，杳無音信。當時國內辦理出國手續之繁瑣，工作人員作風之拖沓，態度之生硬死板，令人望而生畏。事至此時，我不得不掰著指頭數日子，也只好硬著頭皮，打著“機票通知單” 這張令箭去催促和乞求。

　　　得益於研究所的支持，辦理護照一事還算順利。3-4星期後，我將護照遞交到澳大利亞駐北京大使館申請簽證。

　　　母親和婆婆輪番從南方家鄉趕到北京來為我照顧孩子。我得以抽身出去奔波出國事宜，和安置家中大小事情。我每天早晨6點乘班車離開位於西郊五棵松的家，橫貫東西長安街，到達研究所所在的東單。在街頭買一把大餅或油條，邊吃邊走，開始一天的奔波。直到天黑後再乘班車返回，已是精疲力竭。那一個多月走過的路，乘過的車超過在北京前四年的總和。

　　　其時正值春節前後，北京已是冰天雪地。我卻全然沒有心情欣賞那“千里冰封，万里雪飄”的壯麗北國風光。披著鵝毛大雪，踏著堅冰在馬路上等車的滋味實在不好受，站上20-30分鐘，雙腿自膝蓋往下就冰涼，全無知覺了。上下班高峰時，常常看著一輛輛塞得滿滿的公共汽車，要麼一溜煙直馳而過，要麼停站後蜂擁著擠上幾個人又匆匆離站的情景望洋興嘆。在北京生活數年，直到這時，我這個弱女子才“逼上梁山”，不得不學會勇往直前、見縫插針的擠車特技。

　　　我身無分文洋鈔，上路前需要向所裏換取壹佰美元外匯。可是，從研究所、醫科院、衛生部、到外匯管理部門逐級批準，直到最後在中國銀行兌現，我必須輾轉到分散在北京各城區的八個部門簽字蓋章。那天一早，我攤開地圖，選擇好最優路線，最經濟地分分秒秒算計了我的時間，然後開始馬不停蹄地奔波。一上午緊趕慢趕，蓋到了四個紅印。我匆匆趕到第五家門前，乘午休停業時間，得以在一個快餐店扒幾口飯，喘一口氣，等待下午上班開業。謝天謝地，總算一路綠燈，在下午五點半下班之前，那如金似玉的100美元終於捧在我手裏。望著那一張薄薄的、舊舊的黃綠色美利堅大鈔，我不由得鼻子發酸，不知是喜是悲。

　　　離擬定的啟程日期漸近，簽證卻仍無消息。我不得不發送傳真告訴O教授，請求為我延期機票。這之前，O教授在信中告訴我，之所以選擇這個日期，是因為這天她將從歐洲開完會返回澳洲，準備和我在悉尼國際機場相遇，然後帶我一道轉國內航班前往布里斯本。收到我的傳真後，她一方面打電話往澳大利亞使館為我催促簽證，一方面幫我將機票延期兩周。

　　　臨行前數日，我收到O教授的一封信。一拆開，一張兩澳元的紙幣飛了出來，惹得同事們都好奇地圍過來。她信中說，因機票改期，她不能到悉尼來接我。我到達悉尼後，從國際機場轉到國內機場，需要搭乘一輛Ansett Bus, 她因而寄上車費兩澳元。同時，她告訴我詳細的時間和行車路線，需要時向誰求助等等，她將在布里斯本機場等待我。同事們笑謔：“真比你媽還想得周到！” 確實，早知我這洋媽媽如此周到，連零花錢都想到了，我又何必去折騰那壹佰美元。

　　　簽證總算下來了。萬事俱備，勢在必行了。

四

　　　終於到了告別親人、告別北京的日子。

　　　出國，並未帶給我多少興奮，我也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憂慮前頭的新環境、新生活中的無數未知。相反，幾個月的辛苦奔波使我精疲力竭，年幼的孩子和家中的狀況更令我憂心忡忡。在機場揮淚告別的一霎那，我心裏竟湧起幾分“豁出去了”的悲壯感。

　　　登上Qantas航班，在等待起飛的半小時，我已疲倦地閉上眼睛，有些迷迷糊糊了，直到空中小姐用溫柔的澳式英語把我喚醒，叫我調整好座位和姿勢準備起飛。我掃一眼前後，果然是“西出陽關無故人”，幾乎不見其他中國人面孔。事實上，機艙裏空蕩蕩的，有三分之二的座位空著，我這一排中間的四個座位上僅我一人。等 “繫好安全帶”的信號解除後，我便一一排除座位間的障礙，伸展開身子，舒舒服服地躺下了。因為疲憊之極，我睡得很香甜，偶爾醒來一、兩次，立即又沉沉入睡，直到通知早餐、即將著陸的廣播聲將我喚醒。

　　　 3月3日凌晨，飛機正點著陸悉尼，我第一次踏上了澳大利亞這片神奇的土地，只覺得藍天晶瑩透亮，雲彩洁白如雪，青山碧水，草坪翠綠。

　　　我按O教授信中的指點一一辦理手續入關，先從Qantas提取、再向Ansett交運了行李。自己則搭乘Ansett Bus轉往國內機場，搭乘Ansett航班，一路順利。

　　　中午時分，飛機降落在Brisbane機場。走進機場大廳，個子高大、體格健壯、身著盛夏裙裝的O教授已笑盈盈地等在那裏。她快步走過來，親熱地一把擁抱住我。她幫我把行李推到她的車裏裝好，然後把冷氣空調開的呼呼響上了路。奇怪的是，我穿著鼓鼓囊囊，毛扎扎的粗花呢外套，尚未從北京的冰雪初融的感覺中走出來，並不覺得十分熱。但我這身行頭一定讓她看著熱！

　　　她早已來信告訴過我，幫我訂好了國際學院(International House)的食宿，費用尚在我獎學金承受得起的範圍。她徑直駛向國際學院，幫我辦好入住手續，讓我到房間放下行李。我從身上卸去幾件厚厚的毛衣、外套，就馬不停蹄地跟她上實驗室了。

　　　一路上，她逢人就宣布：“這是我新到的中國學生！”這個風急火撩的老太太！

　　　第二天，她花費了幾乎一整天的時間，帶我到大學註冊，到銀行開戶，到城裏稅務局辦理獎學金免稅手續等等。自然這一切都是她為我想到，為我代言，我只是機械地跟著去簽字而已。

　　　得益於這位像母親一樣心細的導師，我從中國到澳洲的銜接和過渡一環套一環，環環入扣，似乎顯得異常簡捷、快速。

五

　　　我自己生活上的過渡和習慣卻談何容易。每天回到宿舍，尤其在夜深人靜的時候，對家裏的牽掛，尤其是對幼小兒子的思念，總讓我夜不成寐,流淌的淚水常常濕透枕頭,有時索性大哭一場，哭累了才漸漸睡去。然而，第二天一早，擦淨淚痕，又得面帶笑容走進實驗室。科學家不相信眼淚，在人前哭鼻子也不是我的性格。

　　　住在國際學院，使我有機會迅速地結識了一批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還記得那兩個和我年齡相仿，分別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的珍妮(Jane)，和我坦率的談論她們的家人、朋友、婚戀和離異，給我一些耳目一新的觀念。

　　　然而，國際學院的飲食對我的“中國胃”的迅速改造卻近乎殘酷。早餐的煎蛋和烤肉片，外加牛奶、果汁和麵包對於我吃慣了稀飯、咸菜、大餅、油條、豆漿的胃來說，雖然有些營養過剩，卻也湊合過去。

　　　午餐的那一盤，有時候麵包三維治，或者一團夾生飯，水煮菜，外加色拉，生蔬菜、水果等。第一次，我滿心歡喜取了一盤五光十色的各色水果和蔬菜，有香蕉、苹果、葡萄、生菜、芹菜等等，吃得津津有味。晚上，我興致勃勃寫信告訴家人。母親卻回信憂心忡忡地說，“牛奶麵包尚可對付著吃，蔬菜水果怎麼可以當飯？真擔心你怎麼受得了。目前國內供應豐富，可是我們的遠水怎能解你的飢渴？！”後來這件事在中國學生中傳為笑談，調皮的小沈向我調侃：“你媽沒給你寄全國糧票？”

　　　最最吃不慣的是每晚的正餐。走進飯廳時飢腸轆轆，烤肉那四溢的香氣似乎令人垂涎。可是面對這麼一盤時，通常是一塊烤製大牛排，或羊排、豬排，外加一些水煮土豆和蔬菜，我用餐刀將肉排切開，那血水淋淋的樣子，和撲鼻的腥氣立即讓我倒了胃口。每次只好勉強從肉排的邊緣切下幾條無血的塞進嘴裏，味同嚼腊，勉強咽下，再嚼幾口有色無味的蔬菜、土豆，就覺得飽了，再無食慾。但兩小時後，胃裏又空空蕩蕩的了。初來乍到，人地生疏，連餅乾也不知到何處去買，有時漫漫長夜還真覺得飢餓難挨。

　　　幾星期後，認識了幾個住在校園附近的中國同學。周五晚上，他們熱情地邀請我去玩。我上餐廳取了自己的那份飯，興沖沖地上那兒去“共進晚餐”。結果，除了飽餐一頓他們的紅燒雞翅加白米飯，我還把“吃不了的兜著走”，供第二天享用。他們聽說我住國際學院每周一百多元的花費，又見我那副營養不良，飢不擇食的模樣，都問我為何不搬出來？在住了十多周後，我終於不堪忍受，經朋友的幫助在校園附近找到一間房，搬出來獨立爐灶。朋友打趣說：“你可住掉了一輛車！” 可不，那些年，中國留學生誰不是從開一、兩千元的舊車起家？

六

　　　在實驗室，我更深深地體會到O教授慈母般的關懷備至和婆婆般的管頭管腳。抵達澳洲時，我產後剛逾三個月。一位朋友說他太太產後半年還走路搖搖晃晃，驚詫我怎麼獨自跑到這裏來了！因為出國前數月一直在北京的冰雪地裏跑，到Brisbane後猛然轉暖，我骨子裏仍感虛寒。況且雖然室外熱浪撲面，室內的空調卻是涼風颼颼，我一時不適應這種室內外的強烈反差，不得不整日穿著長衣長褲。O教授看我這幅裝束，想起我從機場出來時鼓鼓囊囊的樣子，猜測我沒帶夏裝，幾次提出要帶我去David Jones買裙服。我初來乍到囊中羞澀，怎敢隨便跟她去闖David Jones 呢﹖

　　　出國前，我在北京配置了一副在當時當地價格不菲的近視鏡。以往除了聽講課、講座外，我平時不戴眼鏡。然而，到澳洲後，我習慣在與導師和同事交談時戴上眼鏡，以便觀察對方的口形、眼神和臉部表情，有利於傾聽和理解。平時看書、做實驗，則隨手將眼鏡摘下放在桌子上。所以，每次見O教授一進門，我就開始在層層疊疊的書本、文獻之下，或琳琅滿目的瓶瓶杯杯之間找尋、摸索我的眼鏡。她斷定：“你的眼鏡一定戴著不舒服，所以才常常摘下來。”因而，她幾次三番要帶我去她的驗光師那兒重新配一副舒適、漂亮的新眼鏡。我心裏不由得犯嘀咕，這不是從服飾上入手，讓我“全盤西化”嗎？

　　　事實上，我那遠在萬里之遙的老母親在這場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對我的爭奪戰中一刻也沒有放鬆。每每寫信去向家人介紹這裏的情況，我總是由衷地贊美這裏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條件，井然有序的社會秩序，和優越的全民醫療保險，社會福利系統和稅收制度等等。我不由地感嘆：“這裏是真正的社會主義，幾無城鄉區別，貧富差別很小。”母親則每次來信必談國家大事、新事和好事，贊美改革開放帶來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家裏的變化。有一次，我在信中用儘量輕描淡寫的口氣介紹了O教授家的情況，她家的房子、花園、泳池和汽車等等，引起老媽回信中的有力反擊： “資本主義的富足我們不羡慕。你不應忘本，要早日學成回來為國家服務。”每每這個時候，我那非黨非官，原本親情濃濃的老母親儼然擺出一幅“馬列主義老太太” 的口吻，令我哭笑不得。

七

　　　實話說，從第一天開始，O教授的實驗室就令我有些失望。

　　　她是英國人，接受的是大英帝國的系統教育，對實驗室的管理方式既傳統守舊而又高傲自負。她的實驗室主要使用經典的生物學的整體動物和離體器官的方法技術，比起我原先所在國內首屈一指的中國醫學科學院的實驗室，實在不能算先進。我計劃要來國外學習的細胞學、分子生物學等技術手段，她的實驗室並不具備，似乎也無意發展。當然，好處是，由於實驗室的方法技術對我輕車熟路，我得以很快進入我的研究課題。與我在北京時的導師王教授的作風迥然不同，老太太對實驗室事無巨細，事必躬親。我們做實驗一板一眼都得按她的招式，連每天實驗用幾只豚鼠都得向她報告。我心裏嘀咕：這是留的哪門子學，讀博士還是上小學？有一次做豚鼠肺灌流，手術時不順利，半途死了一隻豚鼠，她又正好不在系裏。為了不影響實驗進程，我擅自多領了一隻動物，以便繼續進行。她後來得知我對豚鼠的“先斬後奏”，大為不滿。

　　　那一次我們要對實驗裝置作一些改進，O教授自己動手親力親為，令我和實驗員謝莉(Shelley)在旁觀戰助陣。在北京時，王老師一有旨意，我們弟子們就盡心盡力給辦了，哪有讓先生動手之理？謝莉規規矩矩，悠閑自在地在一旁觀戰，我卻陋習難改，看著看著，不由自主的湊上了前，見她手伸過去取什麼，就連忙拿了遞過去。不料，她一揮手，“啪” 的一巴掌打在我手上：”停止動手！只看不動！” (Stop doing that! Just watch!) 我一臉尷尬地縮回手，旁邊的謝莉正向我扮鬼臉，竊笑不止。

　　　謝莉已在實驗室待了幾年。知O教授者，謝莉也。那一年的全澳藥理學年會，O教授帶領實驗室一干人馬去赴會，每個人要將自己的工作做成牆報張貼(Poster)的形式在大會發表。雖然早已聽說O教授不但要過目每篇稿件內容，連牆報紙板的顏色，質地，字體大小，排布形式等等都要親自一一定格，在準備初樣時，作為學生，我還是左試右比，總想弄得像模像樣一些，讓導師滿意。可看看謝莉，她三下五除二，早早地草草做好擺在那裏，還走過來勸我：”別再試啦！不管你選用哪種方式，你選的總是錯誤方式，等著她來改吧！”

　　　果然如此。這個論斷後來屢試不爽，謝莉這個鬼精靈！

八

　　　 O教授在實驗室是典型的家長制、一言堂。她的做法還以“怪”聞名於系內外。我到實驗室時，她已獲得終身教授(Personal Chair) 和榮譽科學博士(Doctor of Science)的稱譽，到達事業的巔峰。而她卻一反其他教授在發表科研論文時均以老板身份署名最後的不成文規矩，仍然嗜好親自寫文章，以第一作者發表文章。不管是對實驗室裏高年資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博士、碩士研究生，還是實驗助手，她要過目每人的實驗數據，然後綜合大家的結果，親自執筆寫文章。這一來可苦了我們手下這些研究生和博士後，沒有第一作者文章，人們如何評價我們的科研能力？這將對我最終的學位評審，特別是畢業後的謀職就業影響極大(由於這幾年在現代實驗技術和第一作者文章方面的不足，我確實花費了幾年的博士後時間去彌補，自嘲為 “重做一個PhD”，此為後話)。

　　　這一來，我或其他學生、實驗助手在科研論文上的署名就經常無選擇地推到了最後 --錯位到人們印象中的老板位置。有一次，那位年資最輕的實驗員美滋滋地給我看一封發自中國的信：”有人稱我教授呢！你幫我看看是怎麼回事？”我一掠信即明白，這是一位中國學子正在聯繫教授和實驗室留學、做學位，誤將這位署名最後的小妹妹當成實驗室的當家教授了。後來我也收到過類似的信件，令人哭笑不得，又不敢耽誤人家，還得回信解釋，真尷尬。

　　　第三年，當我的實驗接近尾聲時，該開始撰寫畢業論文了。不想O教授對我提出約法三章：第一，不要用實驗室的計算機打論文；第二，第一稿用手寫好並謄清後交她修改；第三，反復修改定稿後，付費請專人打印和作圖。我一聽就急了，在這個計算機早已進入千家萬戶每個角落，改變了整個社會生活的新時代，競讓我一個博士生用最原始的方法寫論文，這不是浪費大家的時間嗎？況且我的獎學金是有期限的，再說還付著昂貴的海外學生費呢。我據理力爭，然而O教授一言九鼎，勿容爭辯。.

　　　幾個月後，當我把厚厚的一疊手寫初稿(我也因此而有了手稿！可惜後來輾轉南北，沒有留下來作紀念，亦無戰略眼光，留待萬一日後一舉成名而價值連城)交給她，她卻因旅歐開會講學，手稿涼在她的辦公桌上兩、三個月無人問津。她說，按常規她會帶著在飛機上、旅館裏看，可是那樣厚厚的一疊稿子將占據她的半隻箱子，實在不堪重負。

　　　在百無聊賴中等了一個來月，我終於按捺不住，決定“抗旨”。乘著“天高皇帝遠” 的好時機，我一面自行修改一面把論文稿輸入計算機。我白天在系裏的計算機房，晚上用家裏的舊計算機，日夜兼程，不但打印出文字，還學會、比較了幾個繪圖程序，將所有的圖表作得精致而漂亮，令系裏其他研究生嘖嘖稱贊。我又請系裏一位友善的講師幫我將論文的精髓部分<討論>一章看了一遍，然後根據她的意見作了最大限度的修改。

　　　等O教授回來，離我計劃的遞交論文的期限(Deadline)只剩一個月了。當我將打印整齊的論文全稿交給她時，表面上不動聲色，心裏卻捏了一把汗。她有些驚訝地望了我一眼, 似乎明白了我鐵定要在限期內完成論文的用意和決心。這一回，她非但沒有責備，還背地裏向系裏的同事誇了我一番。好在幾年來我所有的實驗結果都階段性地與她討論過，這一次，時間只容許她看一遍我的論文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見。然而，她對我的<討論>部分的一些論點持有疑問，而又表示沒有足夠的時間去查證。她說，只好等待評審專家們將論文打回來時再作大修改甚或重寫吧。我心裏有些不服氣，卻也無可奈何。我在限期最後一天的下午四點(the last minute),終於遞交了論文，我苦熬三年半的心血結晶。

九

　　　論文寄給了海內外的三位專家。在等待結果的長長的七個月中，O教授對論文的疑問使我異常忐忑不安。所幸，有一次我將論文交給系主任過目時，透露了我導師的看法，表示了我的擔憂。而系主任認為我的論點基本合理，給了我一顆定心丸。等到論文順利審回，評審結果只要求我作一些小改動，我才深深地舒出一口氣，O教授更是大喜過望。

　　　苦熬三年半，雖然未能媳婦熬成婆，我也終於熬到了畢業。畢業典禮，戴冠加冕的那一天，我抱著伴我論文成長的四歲的兒子捷生(在兒子兩歲時，合家團聚)，百感交集。我導師也很榮耀地穿上她的榮譽科學博士服，興沖沖地參加了我的畢業慶典，並送給我一個精美的大學校徽紀念品作為畢業留念。她還陪我幾小時，直到我拍好那張戴冠的照片，已是午夜十二點。

　　　第二天，她在布里斯本一家很排場的中國餐館宴請了我們全家為我祝賀。然後，又帶我們上她家玩。看她隨意地穿著T衫短褲，一手牽著捷生，一手拎著一籃子玩具，走向她的花園、泳池，活生生一個慈祥的老外婆形像。

十

　　　畢業後，基於我自己的興趣和長遠設計，我決定進入完全沒有知識和經驗的分子生物學的新領域。我多方打電話和登門自荐。當我應約前去一個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面試第一份工作時，那位曾經在我的母校任教授的老板欣然接受了我。他笑訴錄用我的理由：“你要是能在O教授手下生存，你能在任何環境條件下生存!”(“If you could survive with O, you can survive with anything!”)。

　　　這就是我和O教授的緣分。幸運乎？！不幸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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