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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爺 ¤ 陳向陽

　　　我爺爺是個極普通的中國人，可有一樣，他活了96。一百個人裏能有一個活到96嗎？

　　　從我記事起，爺爺奶奶就和我們住在北京。1966年初夏，他們突然要回農村的老家。我不想讓他們走，更不明白他們為什麼一定要走。才過了兩三個月，紅衛兵席捲了北京。我還在小學，不然也得當個紅衛兵。

　　　一天，一隊紅衛兵到我家那片兒"清理"黑五類，把個地主婆打得幾次翻倒在地。我和弟弟興奮得不得了，回家還說個不停。誰知我爸爸卻沉下臉問我們：" 你們打了沒有？"我趕緊說："打的是地主婆。"可爸爸眼一瞪："別管誰也不許打！"我真不明白爸爸幹嘛發火，又頂了一句：" 打的是地主婆，是欺負窮人的地主婆。"在我看來，地主婆該打就像一加一等於二那樣錯不了。爸爸楞了一會兒低聲問：" 你們知道爺爺奶奶是什麼成份？"這回我楞了，"你爺爺成份是富農。"我呆了，渾身發涼，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了。

　　　我從小看的電影小說課本通通都說地主富農一路貨，剝削窮人欺壓窮人都是坏蛋。可爺爺奶奶哪有一點富農的影子呢？他們和氣極了，從沒發過火，說話都是小聲。他們一點不像剝削人的。奶奶挪著一雙小腳整天的忙裏忙外，除了做飯有點空就搓麻繩納鞋底。爺爺是打掃衛生的，我家附近那片樓區三十幾個樓門挺大的一片都歸他打掃。每天大清早開始，一上午就拿著大掃把掃地，下午就推著小車一趟一趟的把每個樓門的垃圾箱清理乾淨。一年 365天一天不落。報酬呢，一個月才18塊人民幣。說實話，我家不缺這18塊錢。我們不是富裕人家，可也決不是困難戶。打一開始爸爸媽媽就不愿意讓爺爺去幹活，可爺爺非要幹點什麼，他不知怎麼就學會了釘鞋，跑到街上擺了個釘鞋攤，不讓他去，他就恨不能背個筐去檢廢紙，反正不能閑著。擺攤是"個體經濟"，打掃衛生好賴是個"工作"，爸爸媽媽只好同意他去當清洁工了。其實爺爺的本行是種庄稼。1960年大飢荒那會兒，北京人雖說餓不死，可也整天吃不飽。爺爺就在大院子裏開了塊地種了玉米、土豆和菜。好多人家仿效，整個院子成了庄稼地、菜園子了。爺爺還把水桶綁在長竹竿上掏大糞澆地，不少的人不遠不近的站著，指點著爺爺把他們的地也捎帶著澆上。

　　　我爺爺這樣勤勞和氣的人能是富農？可惜那不是講理的時候，從此我特怕人家問我的出身，光問爸爸倒不怕，我爸爸1939年就投了共產黨，好賴也算個革命幹部，可那會兒一問就是祖宗三代。

　　　爺爺怎麼會是富農呢？我想不到，別人也想不到。幾年以後風聲不那麼緊了，爺爺跑來看我們。一天他在院子裏碰上個街道幹部，我真緊張，怕那個半大老太太訓爺爺，再勒令"滾回老家"。誰知道那位卻一口一個陳大爺叫的甜著呢，還抱怨現在這衛生可不如陳大爺在那會兒好了。我心說，虧得當年爺爺奶奶走的早，不然你們還不帶著紅衛兵殺上門來？

　　　真的，爺爺怎麼就成了富農呢？後來才慢慢鬧明白。要說我老爺爺，就是爺爺的爸爸，倒真是個地主，山溝裏的小地主，家裏也就有匹騾子、有挂大車，農忙時雇幾個短工。長工倒有兩個，不是別人，就是爺爺和三爺爺。老爺爺有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山溝裏的地主能有幾個錢？所以他只送最聰明的長子和四子上學，留著老二（我爺爺）和老三（我三爺爺）在家種地。靠那點地供兩個兒子上學可不易，我爸爸說小時候家裏和村上其他人家一樣的吃苦，經常連著好多天光吃山藥（白薯），見不著正經糧食。這大概是真的，爸爸從不吃白薯，說是吃了就吐酸水，早就吃傷了。就這麼著，爺爺還老受氣。幾十年後了，我四爺爺給爺爺過90 大壽時很內疚的向爺爺道歉，說當年可沒少欺負爺爺，伸手打抬腳踢，還穿著皮鞋，他那時總嫌爺爺慢待了他這個洋學生。有一回，我爸爸偷了四爺爺幾塊錢到縣城揮霍了一番。這可闖了禍，這通打、跪，還不用四爺爺動手，得爺爺打，還不能輕了。最後爺爺還得拽著爸爸到縣城裏的鋪子一家家的走，請人家記著這" 狗兒里"，以後拿錢來也別賣給他東西。

　　　我老家阜平是八路軍的老根據地。留在家裏的爺爺和三爺爺的孩子們，就是我爸爸，我的叔叔姑姑們一個個的都跟了共產黨。跑到外邊的大爺爺、四爺爺和老姑奶奶就都跟了國民黨。四爺爺還上過保定軍校，據說算黃埔軍校的分校。他畢業只當了個校官，可一解放就被關進了監獄，直到70年代才放出來。老姑奶奶嫁了個修理飛機的，現在還在台灣活著。

　　　等後來國共兩黨打起來，老爺爺可就再指不著別人，只有跟前的兩個老實巴交的兒子實實在在地伺候他。老爺爺善心一發把手裏的地分給了爺爺和三爺爺，可正趕上共產黨鬧土改，爺爺和三爺爺兩人鬧了個富農成份，土地卻飛了。我爸爸那會兒年輕不知深淺，挎著槍騎著馬跑回老家，自以為大小是個共產黨的幹部能把自家的地保住。誰知屁用不頂還鬧了個嚴重處分，被狠批一通，從此膽小得要命整天怕犯錯誤。爺爺倒想得開，反正是吃苦的人，早先是給老爺爺扛長工，這回地沒了倒少受點罪。有一身的力氣幹什麼不行呀，打短工，修路，砸石頭，還擺攤賣過燒餅油條。 1954年，爸爸把爺爺奶奶接到了北京。

　　　受了半輩子氣，爺爺煉出個好脾氣。他老愛說"吃點虧不要緊，那就是沾了光了"。吃虧是吃虧，怎麼是沾光呢？爺爺的解釋是："吃了虧人家就不結記著整治你了"。換句話說，人家看你是個窩囊廢，就不費腦筋狠著整你了。這就是爺爺一輩子做人的經驗。可有時候他吃虧吃得也太窩囊。那年他快有80了，從山西我二叔那來北京，我到火車站接他。我想他也不會帶什麼重行李，就在車站外面等他。誰知他肩上扛著兩個沉甸甸的大包出來了，我趕緊迎上去，心裏埋怨二叔怎麼讓爺爺帶那麼沉的東西，我剛伸手要接，旁邊一位大漢卻搶先一步接過，二話不說撒腿緊走。我趕快問怎麼回事，爺爺一邊喘一邊緊著擺手，說那包是人家的，可人家的包你幹嘛背呀？爺爺好不容易喘稍停了給我解釋，他根本不認識那人，那人行李帶得多怕超重罰錢，一上車就盯著爺爺讓他碰上檢查的就說那兩個包是他的。到了北京，那人又讓爺爺背上包一氣從車上下來走到車站外。我當時腦門子直冒火，好你個混蛋居然讓80歲的老人給你背行李。我轉身再找，那人早消失在人群裏了。爺爺看我生了氣緊著說： "不咋兒，不咋兒，還背得動，也就個五六十斤子 "。爺爺就那樣，誰都能欺負他。

　　　爺爺奶奶在北京也住了有十年，可始終一副鄉下人打扮，大襟衣服緬襠褲，還要扎上褲腳。爺爺偶爾也穿上一兩件城裏人的衣服，那是我們穿剩的。他總以為那是多好的東西，總說你留著穿吧我還有哩，非得告訴他"你不要可就扔了"他才吃驚的收下，納悶這麼好的衣服怎麼能不要了呢。在爺爺看，凡是個東西，別管是吃的還是用的，一點都不能糟蹋。

　　　記得小時候吃魚，爺爺奶奶總琢磨著連魚刺也該吃到肚子裏去。怎麼辦呢，把魚擱在鍋裏咕嘟一晚上，還要加醋，非把魚刺都熬軟了。至於油炸，料酒，醬油就全免了，因為"太費"。結果呢，使我認定魚是一種挺難吃的東西，又腥又酸，嚼在嘴裏像爛泥。直到有一次在別人家吃飯，桌上有一盤魚，我在主人的勸說下才勉強嘗了一口，立刻驚訝極了，這也是魚？馬上就發起進攻，一盤魚幾乎全讓我包了。

　　　爺爺在北京出門很少坐車，在他看來，放著力氣不用而花錢坐車很不上算。他邁著不緊不慢的步子能從我家（離動物園不遠）走到西四、西單、前門。有一次爺爺帶著我和弟弟去西單，我倆要吃糖葫蘆。爺爺說就剩車錢了，吃糖葫蘆就得走著回家。我和弟弟毫不猶豫的選糖葫蘆。等吃完糖葫蘆我倆就跑，跑出老遠坐下，等著爺爺一步一步的跟上來，然後再跑。可沒多會兒就覺得：怎麼才坐下爺爺就一步一步的到了？再不久我倆就一邊一個拽著爺爺慢慢的走了。半路上爺爺帶我倆到城牆上轉了一圈。那時的北京有城牆有護城河，可沒有高樓。天是那麼的藍，一眼能望到西山。我現在一閉眼就想起那天清風拂面，高高的天空響著鴿哨，幾個風箏在藍天裏飄，城裏是層層迭迭的灰瓦屋頂。春天的陽光金燦燦。

　　　爺爺一天書也沒念過，可是能認些字，還會簡單的算術，聽說是小時候要強，硬是東一點西一點自己學來的。爺爺總跟我們說，人生最要緊的是"有出息"，就是好好唸書，得好多的五分。然後呢？他就不知道了。因為那正是"一切服從革命需要"的時代，該幹什麼根本由不得自己。我們也一直把爺爺的話當成陳腐的老套子，聽也不要聽。其實回想起來爺爺很有些不俗的見解呢。比方說對待朋友，"別好起來穿一條褲子，惱起來又成了仇人"。他恐怕聽也沒聽過"君子之交淡如水"這句話，可他說的也是一個意思。爺爺活了96，我奶奶、爸爸、還有姑姑都死在爺爺前面。奶奶1973年死在山西二叔家。快過春節了，那天晚上好熱鬧，病了好久的奶奶讓爺爺扶她起來看看窗外，坐了沒一會兒頭一歪就咽氣了。爺爺沒哭，又把奶奶放躺下蓋好被子。二叔讓爺爺到別的屋裏睡，爺爺說："不咋兒"，非要再陪奶奶最後一夜。

　　　我爸爸死得很突然，才54歲。碰巧爺爺也在北京，他還是沒哭，可臉上透著哀傷，一次次的嘆氣，不斷小聲念叨"不頂了，不頂了"（不行了）。幾年後我姑姑去世了，爺爺又趕回老家為自己的女兒送葬。眼看自己的孩子一個個先去了，爺爺心裏是怎樣一種哀痛，我實在不知道。反正任何人提起爺爺幾乎都是一句話"那老爺子，真想得開"。真的，爺爺總想著這世上還有人比他更遭罪更不幸，所以他什麼都承受得了。

　　　絕後對爺爺那輩的人肯定是一大不幸。他有三個兒子，再往下呢，我三叔只有三個女兒，斷了。我二叔有四個女兒一個兒子，可那個兒子只得了兩個女兒，又斷了。我爸爸呢，有兩個兒子：我和弟弟。我只有一個女兒，斷了。我弟弟呢，開始說不結婚，又說結婚也不要孩子，這不就全斷了嗎？可爺爺不緊不慢的說："不咋兒，人家周總理那麼大的幹部還絕了後呢"。話是這麼說，當我弟弟後來不光結了婚還得了個兒子時，爺爺就不斷的帶過話來，說特別想看看這個重孫子。他這時已經九十多了，再也來不了北京了。終於我弟弟帶著兒子去了山西，爺爺這個樂呀，他想抱抱重孫子，可重孫子一個鯉魚打挺就跑了。爺爺只能看，重孫子跑到東屋，爺爺跟到東屋，重孫子跑到西屋，爺爺跟到西屋。可每次爺爺一步一步的挪過來剛重重的一屁股坐下，那重孫子就揮舞著他的"毛驢刀"（一把掃床笤帚）殺到另一個屋去了。

　　　又過了不到兩年，爺爺去了，正是1997年12月31日的晚上。我二嬸說： "爺爺真照顧人，怕耽誤上班的，就撿了這麼個放假的時候"。真的，爺爺一輩子最怕的就是給別人添麻煩。他去世的六天前摔了一跤，骨頭斷了，躺在床上了，還掙扎著要自己上廁所，他不想讓人伺候他。他的衣服一直都是自己洗，除了這最後的六天。

　　　爸爸死時我在場，爺爺下葬我又趕上了。那是雁北的冬天，寒風冽冽，無力的太陽照在無邊的黃土地上，枯草在風中一彎一彎。中國的百姓常被稱作草民，大概就像這草一樣的微不足道，可又像草那樣的堅忍，冬天黃了，春天又是綠綠的一片。學者們費力的探索著一個謎：這黃土地上的中華文明為什麼幾千年延綿不斷，那股頑強的生命力來自何方？我想，這恐怕和大人物們無關，謎底一定就在我爺爺這樣的草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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