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雨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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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教授   ¤ 乔雨

    昨天在故乡省城设计院工作的梅表妹来电话, K大学的马达维教授来澳国立大学研究院作高级访问学者,梅表妹要我到悉尼国际机场接他一趟。这事还挺重要,马达维教授的夫人是梅表妹的顶头上司,梅表妹千叮嘱,万嘱咐,一定要及时赶到悉尼国际机场,千万莫让马教授一个人凉在那儿。

    车,电掣风驰般地行使在堪培拉到悉尼的高速公路上。

    车窗外,蓝天白云,碧草连天。

    看到那蓝天白云下成群的牛羊,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的同事,人称“朴素主义美学家”牛杰的那句“羊大为美”的美学名言,我扑哧一笑,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美的国家。

    牛杰是二十年前我在国内省城 A大学的同事,那时我们都住单身宿舍,牛杰住我宿舍隔壁。牛杰,人短小精悍,但牛皮吹得哗啦响。文革时期,牛杰是省委写作班子的笔杆子,是个大红人儿, “四人帮”倒台后,牛杰被归类为“三种人”,发配到A大学教中文,但条件是永远不能提拔当领导干部。

    因为有案在身,牛杰在学校始终保持低调,夹着尾巴做人。但我发现他狼性难改,一闻到腥味,浑身即躁动不已。既然政治仕途气数已尽,牛杰就琢磨着如何在商业上翻身,但当时教中文这个行当不怎么吃香,而经济财经类教师奇缺,钱特别容易赚,于是,牛杰就削尖脑袋往财经教师的行当里钻。恰好,北京某大学办个经济类教师进修班,牛杰便去厮混了半年,回来后从中文系调到财经系,改行当了政治经济学教师。

    我所看到的牛杰形象倒符合他真实的性格,他对出头露面的事情特感兴趣, 可能是他又恢复了往日的自信, 但碰到真猎手,他准尿裤子。记得有一天读《人民日报》有篇讲美国总统里根的经济政策的文章,其中,有一个术语我弄不懂,专门请教他这位经济专家,他对我所问的问题不屑一顾,言下之意是我太简单,太幼稚,于是他信口胡诌了一大套。我听后觉得不对劲,便亲自查资料做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他真是胡说八道。当我找到他,与此这般地同他理论时,他满面笑容,并不觉得丢脸面。末了,他还拍拍我的肩膀,说有好酒,邀我晚上和他喝几杯。酒过三巡,牛杰借着醉意,称兄道弟之后吐出真言:大家都在江湖上混,彼此不必太认真,还是都糊涂一点的好。

    于是,牛杰的戏又接着演下去。有一天,他突然向我当辅导员的那个班级的团支书提出他要搞个美学讲座,说要在“全民文明礼貌月”里尽自己作为老团员的一份义务。团支书请示我咋办,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牛杰的那冠冕堂皇的请求,吩咐贴海报在校园广而告之。

    那天的美学讲座我去听了。牛杰在谈到美学的基本概念及名家朱光潜、王朝闻后便话锋一转,问道:“大家知道中国古代美的涵义吗?”,学生哑然。牛杰接着白话说:人的审美意识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从审美的主体来看就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中国古代美的标准是“羊大羊肥为美”,在母系社会里,漂亮女人见到捕捉到肥大山羊的壮实男人,便认为他们很“美”,纷纷摆出求偶的姿态,并以身相许,分得一份烤羊肉。你们看,“美”字是上下结构,即“羊”与“大”的上下组合,现代汉语里“美”原来是象声词,其发音是从山羊叫声临摹来的。最后,牛杰学了一声山羊叫: “哞--”, 即“美”的最初的发声, 逗得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

    牛杰当时确实“看上去很美”,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校外兼课捞外快。他没有不会讲的课,凡是别人不能讲的,他都敢讲。在学校里,他财源滚滚,确实是头大肥羊。

    牛杰脑子确实很灵,他边学边教,现炒现卖。有天晚上,他又来我的房间吹牛,这次是吹嘘他的应变能力。他告诉我他白天差一点在课堂上出了洋相,因为突然发现没有料子下锅了。我问他这回又是怎么“化险为夷”的,他说:“我对学生说:‘同学们,对不起,这会儿,你们自己先看看书,我要去方便一下。’”于是,他夹着教科书去了茅坑,在茅坑蹲了约 10分钟后回到课堂,又面不更色地侃将起来。

    牛杰数学基础其实很差,但他居然连“数理统计”这门难度很深的课也敢讲。有一次,在讲到“最小二乘法”原理时,他还像模像样地在黑板上运用高等代数推导一番,数学公式写了满满一黑板。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在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不亚于美国好莱坞电影 “美丽的心灵”中男主人公,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家兼经济学家纳什教授。晚上我们喝茶聊天,我问起他的数学推导一事,他乐了,告诉我:“实际上,公式的推导都在教学参考书上,是我上课前我楞背下来的。”我问他:“要是学生要问起来怎么办?”他说:“这难不倒我,学生一般不会提问,万一有学生提问,我会说,某某同学,你的问题实际上很简单,你先想一想,如果还想不通,我们课后再讨论,学生碍于面子,在课堂上不会再追问下去。”我又问道:“如果学生还想不通怎么办?”牛杰说:“他们一般都会想得通的,因为他们谁都不愿意被老师看成是大笨蛋,这道理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

    我在悉尼国际机场准时接到了马教授。

    马教授是 K大学物理学博导教授及“海王星工程”的首席科学家,是第一次来澳州。车出悉尼,马教授看到高速公路两旁牧场里那云彩般的肥壮和憨厚的羊群,兴奋不以。为了逗乐,我又将牛杰的美学理论惟妙惟肖地搬出来讲了一遍,马教授大笑。

    猛然间,马教授若有醒悟,问道:“牛杰?你说哪个牛杰?”

    马教授说,他所在的 K 商学院有一位红得发紫的“著名的经济学家”, 名牛杰,频频在新闻媒体布道,凡是一些热门话题,如股市行情,国有企业的改制等问题,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就在出国的前一天晚上,电视还播放牛杰给省委党校高级干部研习班讲授有关中国加入WTO 后的战略和对策和如何化解 SARS 的经济风险等问题,侃得头头是道。因为是省领导人的博士生导师和座上宾,牛杰在其它城市也被捧得很红,他演讲的门票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上千块钱一张。现在国内领导知识化程度越来越深,不少省长,市长都热衷于攻读在职博士,拜大名鼎鼎的牛大师为博导呢。

    马教授接着说,他本人及其他教授和牛杰还闹过一次别扭,那就是争当学校“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省领导为了使 K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之列,特地拨专款设立一个“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职位,担任这个职位的教授每年可以得到额外10 万人民币的津贴。消息一公布,教授中就炸开了锅,昔日的穷教授们认为翻身的机会到了,谁都认为自己够资格当选。但毕竟僧多粥少,为了当“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教授们暗地里相互拆台,开会时往日的那种温文尔雅也不见了,有些人甚至撕破了脸皮。吵闹了半年才确定下来一个竞选程序,经过多轮筛选,最后只剩下商学院的牛杰和空间物理系的马达维俩教授,于是俩人又比在过去上年里论文和博士培养人数,结果牛杰以在三年之内发表论文102 篇,专著10部,培养了50多个博士生的业绩而胜出,马教授的论文仅比牛杰少一篇而败北。马达维及一帮理工科教授不服气,纷纷嚷着要跳槽到沿海待遇好的大学。学校领导为了息事宁人,另外又设立了若干个类似的岗位,分别叫“火星工程”“土星工程”“木星工程”“冥王星工程”和“海王星工程”等等,留住了一些闹情绪的教授。在学校领导的热情挽留下,马达维教授也只好屈尊当了“海王星工程”的首席科学家,另外还得到了一个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作半年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

    马教授说:“‘海王星工程’和 ‘银河计划’首席博导教授看上去差不多,但含金量却不一样,“海王星工程”经费由学校自筹,年津贴只有 5万人民币。凭良心说,大学领导为了留住人才也是费尽心机,通过多种渠道动员社会资金设岗位,嘿,这里头还有段有关你们堪培拉的小插曲呢。学校“南极星工程” 据说是堪培拉的一著名华人企业家发起的,但钱还没有到位,这位企业家就破产了。学校托人进一步打听,什么狗屁华人企业家,这位老兄的真实身份是开中餐馆的小老板,就住在你们堪培拉,但他人小鬼大,专门和国内大人物套瓷,拉生意,国内闹萨斯(即非典)后,名目繁多的公费代表团和考察团不来澳洲了,这位老兄的生意也就毁了。”

    说着,说着,马教授的话语又回到了正题上来了。

    “乔博士,你我是同行,同类事情才有可比性,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干我们这一行的,有些人甚至在几年内都弄不出一篇像样的论文。他们文科论文算什么玩意儿?我敢说,大多是垃圾,信口开河,他们的论文篇数怎么能和我们的论文的篇数相比呢 ? 这事后来闹到省高教局,省高教局请示分管文教卫生的副省长,这位副省长发话了,说什么‘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谁都知道,省里的许多头头儿都是牛杰的在职博士生,这里头政治学问可多了,什么’ 计划’, ‘工程’,说到底还是上级领导的面子工程呵。”

    马教授越说越气愤。

    车到了堪培拉,我的思绪还没有断。

    “是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牛杰?”根据马教授对那个牛杰的描述,几乎就是那兔崽子,尤其是他头上那块洗刷不掉的 “戈尔巴乔夫”胎记。

    但我真不希望今日的牛教授即是昔日的那个牛杰。

    我为家乡父老乡亲祷告,同时也是为自己当年的沉默而内疚。

    “不会那么巧吧,天下同名同姓的多着呢。”

    马教授听到我自言自语,似乎是在为我解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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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初稿
2004年3月修改

原稿2003年以“肥仔牛杰”为题发表于澳洲华文文学刊物《堪京文苑》第2期并转载于墨尔本《大洋时报》的“澳华文选”版(2004年3月4日,总5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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