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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芒作品集

廣闊天地 ¤ 李芒

　　　一九七八年八月，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接近尾聲，各省、市、地、縣直至人民公社相繼成立了新的臨時權力機構，叫作“革命委員會”。史無前例的奪權鬥爭終於告一段落。我爸爸經歷了三年的批鬥、反省，終於過關，摘掉了 “走資派”的帽子，獲得了“解放”。但是，在新成立的“革委會”裏沒有我爸爸這幫老幹部的位置。這時，偉大領袖毛主席及時發表了最新最高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這對幹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幹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我爸爸沒有別的選擇，下放是他唯一的出路。

　　　我媽媽雖然不是“走資派”，在運動中也沒有受到太大的衝擊，屬於一般革命群眾。但由於“出身”不好，外婆的成分是“地主”，我媽媽當然時時處處提心吊膽，樹葉落下來也怕砸破了腦袋。“文革”中媽媽日夜為爸爸擔驚受怕，現在爸爸要下放，媽媽也希望和爸爸一同下放，她已經受夠了城裏人的勢利眼。那時候，“出身不好” 就像一塊千斤重磨，壓得我媽媽抬不起頭來。

　　　一九七八年十月，爸爸、媽媽和我們——我及兩個弟弟——來到了我們家下放的落戶地：江西省萬年縣大源人民公社黃茅生產隊。

　　　我們三兄弟從來沒有到過農村，乍一來到山清水秀的黃茅村，我們覺得好像來到了世外桃源。與爸爸媽媽的憂心忡忡相比，我們非但沒有絲毫沮喪，反而有點歡天喜地，像剛出欄的小馬駒，又叫又鬧，歡蹦亂跳，嚷嚷著要到山上去採野果子吃。真是少不更事呵。那年我十三歲，大弟十一歲，小弟不滿八歲。

　　　我們一家人被生產隊長安排在原先富農住的一幢老屋裏住。老屋建在山腳延伸的坡坎上，屋後有一棵枝繁葉茂的大樟樹，樹冠蓋住了整幢老屋的屋頂，為老屋遮風避暑，使老屋冬暖夏涼。

　　　樟樹後面是連綿不斷的崇山峻嶺，老屋前面是人行過道兼農家曬場。由於那時還是集體化，從稻田裏割下的穀子都是統一放在生產隊的大曬場晾曬、除雜、進倉，因而農家的小曬場派不上用場，只能作為夏天乘涼之用。

　　　曬場往前下一個高坎，是生產隊分配給我們家的一塊二分半地的菜園。菜園裏有兩棵梨樹、一棵李樹和四棵茶樹，還有一塊甘蔗地。菜園雖不大，但在我們下放的年月裏，它源源不斷地為我們提供著新鮮蔬菜、水果、茶葉和糖。

　　　菜園再往前下一個高坎，是一片農田。農田中間有一條蜿蜒流淌的小河。河水清澈見底，鵝卵石的河床上有成群結隊的魚兒在游弋。這條小河後來成了我們的“水產品基地”。

　　　當然，最令我們嚮往的還是那神秘的大山。家一安頓好，我們三兄弟就迫不及待地向大山進發了。

　　　從老屋背後，繞過大樟樹，就是一條通往深山的小徑。我攜帶著一柄柴刀，給自己和兩個弟弟每人砍了一根木棍作手杖。我們揮舞著手杖，神氣活現地爬過了一道道山梁，興致勃勃地對著波浪一樣起伏的高山深壑大呼小叫，希望能驚起一隻野雞或者野獸什麼的。我們的喊叫聲被山林吸納了，大山靜悄悄的，沒有發現一隻野獸，也沒有找到我們希望能吃一頓的山林野果。越往大山深處走越寂靜，周圍沒有一點聲音，沒有一點動靜，只有無聲的陽光透過樹葉的空隙，照射在鋪滿落葉的鬆軟山地上。四周彌漫著一種種神秘而肅穆的氣氛。

　　　小弟有點害怕了，要求回家。我想，我們總不能白跑一趟吧，於是我們決定砍點柴帶回家。我們在一個山塢裏發現了一棵倒在地上的小松樹，我們用柴刀把枝杈剔除乾淨，我和大弟一人扛起樹桿的一頭，小弟殿後，我們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

　　　走著走著，覺得不太對頭。小弟說這條路好像是我們來時沒有走過的。我們又往回走，結果又走到了我們揀柴的地方。我們辨不清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這時太陽已經西斜，我們不知道老屋在哪個方位，我們後悔進山的時候忘了在路邊做記號。我們慌了，全沒有了來時的興致。我們也顧不得把柴扛回家，找到回家的路要緊。丟棄柴火以後，我們就朝著一個方向走，心想總能找到下山的路。下了山就能碰到人，便可以問到路。

　　　然而，太陽一點一點地被山巒吞沒了，天開始暗下來了，我們還是在山上打轉轉，找不到下山的路。

　　　突然，我們發現遠處閃爍著一點微弱的燈光，我想，那裏一定有人家。我們像找到了救星，不管腳下有路無路，我們手拉著手，蹚著沒膝深的茅草，朝著光亮撲去。.

　　　走近了，山坳裏果然是一處村莊。山腳下模模糊糊正有一群人朝我們所處的方向移動。原來爸爸媽媽見我們太陽下山了還沒有回家，便著急地向生產隊長求助。這天正好各公社、生產隊也接到通知，說縣拘留所逃走了兩名“特務”，隊長正組織民兵搜山。山下的那群人遠遠地看到我們在山上轉悠，還以為我們是“特務”，正準備上山來抓我們。走近一看是我們，便也知道我們正是要尋找的“下放幹部”的崽。

　　　這個村莊叫嚴家，離黃茅只有兩華里路。他們把我們送到了家裏。爸爸媽媽懸著的心終於著了地。爸爸給每人敬了一支香煙，用他們聽不太懂的山東話說了許多感謝的話。

　　　打這以後，我們有了上山砍柴的經驗，凡是走不熟悉的山路，我們都隔一段距離在路邊的樹上用刀砍一個記號，這樣返回時就不會迷路了。

　　　農村的生活使我們一下子變得聰明起來了，聰明得我現在回想起來都難以置信。我們無師自通地學會了種莊稼、種蔬菜、種瓜果，還會種甘蔗，並用榨出來的甘蔗水熬成一種非常好吃的“牛皮糖”。

　　　我們學會了用毛竹做一種捕野獸的“棉弓”，安裝在野獸出沒的山路上，只要野獸一踏上機關，“棉弓”便會彈起，鎖住野獸的腳桿。每到星期六我從公社“五七”中學放假回家，我都會和小弟攜帶幾張“棉弓”到附近的山上挖洞安裝。雖然從來沒有捕捉到過一隻野獸，但我們仍然興致不減，樂此不疲。

　　　我們還會用竹片做一種捕魚的“箭”。用卵石在淺河裏壘起一道壩，中間留一道缺口，把“箭”鋪在缺口上，讓河水從“箭”面上流過，魚兒便會隨著水流自動游進 “箭”裏面，真是妙不可言。

　　　爸爸媽媽是帶工資下放的，商品糧照常供應，基本生活是有保障的。鄉下除了蔬菜、水果買不到外，豬肉供應沒有問題。因為農民家家都養豬，離黃茅村不遠的一個集市詹家橋，十天半月就會殺一頭豬。爸爸往往一次就買半頭豬回來，用大缸腌起來，留著平時炒菜吃。“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肉菜茶”，我們在鄉下一樣都不缺。爸爸媽媽說，如果不是為了孩子讀書，為了孩子們的前途，就是調他們回城，他們也不願意去。黃茅村山清水秀，物產豐富，民風淳樸，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反標事件”，我們一家真是有點“樂不思蜀”了。

　　　爸爸在黃茅種了兩年田，後來農村大力推廣“赤腳醫生”制度，上面指示公社衛生院必須從“下放幹部”中選派得力幹部加強領導。爸爸被公社書記看中，調到公社衛生院當院長。

　　　 “福兮禍所伏”。正當全家人慶幸爸爸洗腳上坎，擺脫了繁重的水田勞作之時，另一場災難正悄然向我們襲來。

　　　爸爸最疼愛小弟，除了上學時間以外，爸爸總是常把小弟帶在身邊。有一天傍晚，我從公社中學放學回到爸爸所在的衛生院，發現爸爸的神情不對。爸爸心情沉重地告訴我，小弟出事了！

　　　原來小弟在外面玩耍時，不知從哪裏拾到一支粉筆，便在衛生院旁邊的一幢樓房的牆壁上寫字兒玩，結果被人發現那些亂七八糟的字裏面竟有“打倒毛主席”幾個字樣，這可真是石破天驚！公社裏幾個善於抓“階級鬥爭”新動向的幹部一下子興奮起來了，馬上用報紙把那面寫有“反動標語”的牆壁蒙起來，並上報縣公安局。軍管會派人來拍了照存檔。小弟也被他們帶走了。

　　　公社書記雖然跟爸爸關係不錯，但這件事“事關重大”，他也不敢出面庇護。爸爸是軍人出身，性格耿直，脾氣火爆，平時得罪了不少人，這回可被那幾個喜歡整人的 “造反派”幹部逮住了“打棍子”的機會。以公社武裝部長為首成立了追查“反標” 的“專案小組”，對小弟進行了夜以繼日地突擊審訊。我那可憐的小弟呀，那時還不到十歲！

　　　據說“專案小組”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說小弟雖然不滿十歲，卻比十五、六歲的孩子“懂事”，那意思是說寫“反標”並不是無意之作，還說從小弟口裏套出了爸爸媽媽平時說的許多對社會不滿的“反動”話。爸爸剛正不阿，從不服軟，對“專案小組”說，如果送小弟去“勞教”，他也一起去。

　　　最後，由於小弟太小，達不到“法辦”的年齡，“專案小組”決定把小弟交由群眾 “專政”。小弟所就讀的黃茅小學召開了批鬥“小反革命”的批鬥會，讓小弟掛牌示眾，並開除出學校，永遠不准上學。此後，小弟每天坐在老屋的門坎上望著天空發呆，他那雙清澈透亮的雙眸也變得茫然無光。幼小的心靈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媽媽成天唉聲嘆氣，以淚洗面，不知道該怎樣去安撫自己的孩子。前面的路被堵死了，天地雖然廣闊，卻再容不下了一個年僅十歲兒童。

　　　 2003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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