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Culture Association

葉霜作品集

代價

-- 寫在兒子上大學之際 ¤ 葉霜

　　　代價兒子即將離家遠行上大學。他從我的書桌上取下這張照片，欲裝入他的行囊.

　　　照片上，我抱著四歲的兒子，身後是一群身著和我同樣的博士衣冠，躊躇滿志、談笑風生的男女學子。誰能看出，我臉上顯現的是喜悅，是欣慰，是解脫，還是欠疚？誰會想像，照片的背後，蘊藏著兒子出生成長的初始歲月、我出國之初那些年的多少風風雨雨、牽牽絆絆？誰又知道，這一襲衣冠、一紙文憑記載著一個母親付出的多少昂貴代價？

　　　我並非出身於書香之家，青少年時代又因文革、下鄉而耽誤了光陰年華，自己一向只是一個志向不大的平庸之輩。大學畢業之後的繼續求學、出國深造，多半為命運、潮流所趨。因為對畢業分配不甚滿意，才報考了研究生；研究生畢業留所後，又由於師兄師姐師弟師妹們都乘出國大潮而去，在當時的環境氛圍下，自己若止步不前，反成“另類”，才不得不趨趕潮流，可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歸諸於天時、地利與人和，我在研究生畢業前後，申請國外大學和獎學金一事進展出奇順利。當我收到澳大利亞一所大學的入學和獎學金通知書時，離孩子出生只有幾個月。感受到孩子在腹中的蠕動，考慮到孩子即將降生，我曾打算放棄這一機會。無奈國內外雙方導師鼎力相助、相勸，將獎學金延期到新的學年，即孩子出生後。即便這樣，我也無法想像自己如何能夠將襁褓中的孩子留在身後獨自去流浪漂泊。然而，所有的家人、老師、同事、朋友都勸告我“機不可失”。有同事甚至開玩笑： “等你學成歸來，兒子就能為你打醬油了！豈不兩全其美？”戲謔之言，焉能沖淡我即將面臨的母子骨肉分離的愁緒？

　　　 1987年元旦正是孩子滿月的那天，一張由澳方獎學金資助、導師為我訂購好的機票的通知書寄送到了我手裏，啟程日期定在45天之後。對於這樣的倉促安排，我全然沒有心理準備，因為自己連出國申請報告還沒有遞交給單位。無可奈何，我只得咬咬牙將剛剛滿月的嬰兒交給從南方匆匆趕來的公公婆婆照看，自己開始奔波護照、簽證等出國事項。

　　　雖然我深知母乳哺養對孩子後天的生長發育和免疫抗病能力至關重要，然而，由於自己身心負重，月子裏我已無法為孩子提供足夠的乳汁，更甭說滿月後了。那段日子，每天在奔波一日，精疲力竭後回家抱抱孩子，就是我所能提供的唯一一點母愛了。

　　　為了推延啟程日期，我花了幾乎一周的時間與導師、航空公司往來電訊交涉，卻只爭取到將離京日期推遲兩周的結果。面對著這張催命符似的機票，看著甜甜地睡在我懷裏的不足三個月的孩子，我心亂如麻。母親只好這樣勸慰我：“既然要走的話，不如早走。現在趁孩子小不懂事，難過的只是你自己。等到孩子長大些，知道親近、哭找媽媽，母子難分難舍，你豈不更難？”然而，我心裏明白，母子連心，雖然年幼的孩子不會用語言表達，卻不等於不戀媽媽。可是，我又能怎麼辦呢？孩子滿三個月之時，我不得不忍痛揮淚登上飛機，離家去國。

　　　初到異國，系裏的澳洲同事聽說我將三個月的嬰兒留在北京，獨自來澳留學，都驚訝地睜大眼睛，深表同情。同來的一位中國同學驚嘆：“我妻子生完孩子三個月時，走路都還搖搖晃晃，你這麼獨自跑到這裏來了？！”一位好心的老師抱來她的三、四個月大的嬰兒讓我共享抱孩子、親孩子的滋味。那些日子，每晚躺在床上，總是因為對孩子的思念與牽掛而淚流不止，夜不成寐，或惡夢連連，睡不踏實。

　　　記得有人說過，孑然一身的海外遊子，讀到家信之時就是他們的盛大節日。那段日子，我每周寫一、兩封家信，問訊丈夫、孩子的狀況，將我所能為兒子想到的點點滴滴關照和叮囑家人。我也每天望眼欲穿地盼家信，盼望看到孩子的照片。每次聽到孩子成長的消息，看到他一日不同一日的照片，總是又欣慰，又心酸。有時從信中得知孩子生病的消息，更是憂心如焚、坐臥不宁。

　　　兒子一周歲生日前夕，我計算好日期提前給家中寄去生日卡片和禮物，自己卻未能在生日那天如願收到家信和孩子的照片。當一次次從系裏查閱信箱後失望而歸，我一整天神思恍惚，坐立不安，晚上回家後也吃不下、睡不著，終於禁不住在夜深人靜之時放聲痛哭一場。第二天我感到頭暈目旋、病臥不起。想想本該在家共慶孩子的成長，共享母子之樂的喜慶日子裏，我卻因母子分離而冷冷清清、病臥他鄉，不由得更加悲從中來。

　　　那一年，凡知道有人回國，或國內來人開會，只要可能，我就會千方百計托人為兒子捎回一個有澳洲特色的絨毛袋鼠或樹熊等玩具。我也常常在信中夾寄一、兩只寫上祝詞的彩色氣球。由於爺爺奶奶對他說話時常常將“媽媽”的概念和氣球聯係在一起，以至於後來孩子對“媽媽”二字的反應就是手指氣球。每每讀到家信中的這類 “趣事” ，總令我笑中帶淚。

　　　在思念和牽掛中熬過了一年多，孩子一歲半時我得以回國探親。我極盡想像力，估摸出孩子可能的大小胖瘦、音容笑貌、活動能力和需要，早早買好了一大箱嬰幼兒食品、用品和玩具，竭盡所能想要作一點母愛的補償。自萬里之遙登上飛機，我開始激動和盼望，終於來到家門口。然而，當我眼巴巴地衝過去要抱孩子時，他卻躲在奶奶懷裏，連看都不肯看我一眼。此時此刻，我的心都碎了，淚水脫眶而出。

　　　一個月的假期在我和孩子的寸步不離中飛馳而過。等到母子間漸漸熟知、情親，卻又到了我的行期。那天晚上，我在孩子熟睡時戀戀不捨地親親他的小臉，不得不揮淚悄然離去。返澳後，讀到家信中所描繪的，孩子醒後哭著四處找媽媽的情景，又讓我夜夜落淚。

　　　近兩年過去，早已獲得同一大學獎學金的丈夫終於得到單位的恩准，赴澳留學。看看同期出國的朋友都已將配偶、子女陸續辦來，我下決心讓丈夫將剛滿兩歲的兒子帶來團聚。儘管知道前面有無法預料、不可計數的困難，可是，想到就要日日夜夜母子相聚相伴，一切都不在話下。要知道，兩年來我朝思暮想、夢寐以求的就是能和孩子在校園裏的紅花綠葉間追逐玩耍，躺在綠茵茵的草地上觀藍天白雲、賞星星月亮。

　　　我在莫名的興奮和期待中準備孩子的到來，首先我已從有限的獎學金裏積攢出了一筆托兒費。更為關鍵的是，由於名額所限，那時候要進大學托兒所、幼兒園真比上大學本身還難，為此我提前半年在托兒所登記排隊，並費盡心機和唇舌，才得以在他們父子到達的前一周為兒子爭取到一個入托位置。

　　　 1989年新年伊始，我在機場迎向半年未見又長高不少的兒子時，發現他又變得對我有些生份。特別是到了晚上，孩子更是哭鬧著四處找尋爺爺奶奶，折騰得幾乎一宿未眠。畢竟母子連心，所幸第二天孩子就和我慢慢親近起來。

　　　我請了兩周假，來幫助孩子適應環境，特別是上托兒所。想想在中國由爺爺、奶奶一手撫養嬌縱的孩子，現在一下子要適應金發碧眼、言語不通的外國阿姨，何其苦、何其難也。獲得所長的特許，兩周內我每天陪兒子去托兒所，帶他在那裏玩耍、吃飯、睡午覺。有我在，孩子對托兒所的玩具、秋千、沙坑等等感到很新鮮，玩得開心、安心，下午放學時都不願離去。但是，一旦我試圖躲開一會兒，他就開始哭鬧、尋找媽媽。兩周過去，似乎進展不大。

　　　兩周後，我的“陪讀”生涯結束。那天一早，我如約將孩子一早送去托兒所。乘他不注意的一剎那，阿姨示意我離開。我匆匆趕往實驗室，畢竟這一年是我Ph.D.論文的關鍵，眼看時間一天天滑過去，其實我心裏一直著急而無奈。我估摸，兒子發現我不在時會哭鬧，但願如阿姨所說，每個孩子都有這個過程，哭一陣就會好的。

　　　實驗室離托兒所僅需步行十分鐘。上午茶休時間，我有些放心不下兒子，急急跑回托兒所去看一眼。走進院子，隱約可聽見他聲嘶力竭的哭鬧聲。怎麼還在哭？我從窗口望進去，心疼地瞥見，他被關在一個小柵欄床裏，發瘋似地哭著，臉上塗滿了眼淚鼻涕。阿姨說，我走後，他就趴在門上哭鬧拍打著要出去，阿姨哄不成、抱不住，只好將他關在小床裏。阿姨告誡我千萬不能進去，否則會給她們的工作增添更多麻煩。百般無奈，我只能忍痛離去。

　　　我一整天心神不安，勉強做完實驗，便飛也似的奔向托兒所接孩子。哭叫了一天的兒子此時聲音嘶啞、嘴唇乾裂、眼皮紅腫、滿臉淚痕。他一頭撲進我的懷裏，雙手緊緊抓住我，不再鬆手。一個晚上，他就這樣虛弱地依偎在我的懷裏，不肯下來，我一手抱著他，喂給他一些飲料食物，也勉強為我們自己準備一點晚餐果腹。

　　　第二天一早，他先是死活不肯離家，勉強把他抱到托兒所，我卻無法使他鬆手下來，阿姨只好強行從我手上將他奪下。這一回他哭得更慘烈，我只能咬緊牙關離去，不讓他看見自己落淚。茶休、午餐期間，我還是忍不住兩次返回去從窗口偷窺，仍然見他每時每刻都在哭鬧。我無助地在屋外徘徊，最後也只能偷偷離開。

　　　下午接他回家時，他乾哭著，再沒有淚水，無力的小手抓住我，虛弱地叫著：“媽媽，水，水”阿姨告訴我，這一天他還是不停地哭，哭累了睡著一會兒，醒來又哭，不吃不喝，拒絕阿姨給他的任何東西，包括水。

　　　如此以往持續了好些天，阿姨無奈地對我搖頭嘆息：“這孩子太頑固了(too stubbon)！從來沒見過這樣的孩子！”那些天，苦在孩子身上，疼在我自己心裏。看著日漸消瘦的兒子，我感到前所未有的無能、無助和無奈。我一次次問自己，我這書還能夠念下去嗎？我是否應該終止我的學業，免得讓孩子吃這樣的苦？如果不是我那婆婆般嚴厲的女導師使我猶豫再三，不敢開口，我也許真的打了退堂鼓。

　　　謝天謝地，兩周後，阿姨略顯高興地告訴我，兒子不太哭了，慢慢會自己玩，或者和其他小朋友玩耍，也漸漸能明白阿姨的指令。只是阿姨給孩子們講故事時，他還聽不懂，只能東張西望、東遊西逛。這樣一來，我也漸漸放心安心了。他的中文說話能力原本發展不錯，一、兩個月後，英文聽說能力也突飛猛進。阿姨們說，我們的“哭寶寶”(crying baby) 成了“小小話匣子” (little chat box)。

　　　漸漸地，我的實驗接近尾聲，我開始撰寫論文，計劃在獎學金規定的時限內完成論文。每天下午，我在接近六點的最後一分鐘(“last minute”)衝向托兒所去接兒子，有時甚至因晚點而被罰款。托兒所的所有小朋友們中，他總是最後一個被接走，我最擔心他會孤零零地站在門口，眼巴巴地盼望我來接。所幸每次去接他時，都見他跟在阿姨後面，或提著紙簍，或搬著小凳子，嘰嘰喳喳、忙前忙後地幫阿姨收拾屋子。這樣總算讓我心安了一些。有時下午實驗不能按時完成，我只好先把他接到實驗室，或讓他在窗外的草地上玩。

　　　孩子每天中午在幼兒園睡一大覺，晚上則成了“夜貓子”，不到十一、二點不肯入睡。我的寫字台是一個相當於半個乒乓球台大小的舊桌子，每天晚上我在桌子的一側讀文獻、整理數據寫論文，兒子在另一側爬上爬下，擺弄玩具，吃吃喝喝，寫寫畫畫。他有時纏著我說說話，抱一抱，有時就自己趴在桌子上睡著了。

　　　在孩子逐漸適應後的一段日子，雖然忙碌，卻也其樂融融。最快樂的時候是周末，我們帶著孩子，在校園裏寬闊無垠、綠茵如毯的草地上奔跑嬉戲，到房前屋後、河畔溪旁去採摘花草，去池塘邊喂魚蝦、嬉野鴨。我更喜歡緊緊抱著孩子，細細品味、盡情補償那種母子肌膚相親的滋味。

　　　和所有做母親的一樣，那段日子裏，我最憂心的是孩子生病。兒子體質並不強壯，來澳的第一年，由於突然的環境改變，水土不服，他幾乎每月一次因感冒、扁桃腺炎而高燒40oC以上。雖然我自己不乏醫學知識，孩子的病總是令我憂心如焚、方寸大亂，好幾次半夜衝向醫院看急診。有時孩子生病，不能入托，我和丈夫必須上、下午輪班在家看護，而論文最後階段的緊張繁忙又迫使我不得不用晚上的時間來加班補償。那些年，為了把有限的假期留給孩子急需時用，我自己生病時，除非臥床不起，我從來不請假。

　　　孩子在那家托兒所待了一年，三歲後轉去大學的幼兒園。臨走前他不但和小夥伴們難分難捨，和阿姨們，特別是其中一位年輕小伙子也成了好朋友，他們送給他最喜歡的小鬧鐘和小手錶作為紀念。

　　　轉眼到了我趕寫論文的最後一個月。我不得不每天待在系計算機房處理數據，繪製圖表，修改和打印出最後的論文稿，從早上九點一直忙到午夜十二點，餓了在樓下餐廳買一個三明治、一盒牛奶。那些日子，下班後接孩子、燒飯、照看孩子的任務就只能暫時交給原本一心想在短時間內完成學位，平時不太管家事的丈夫來照管了。可是，這樣一來，原來習慣於我每天晚上照顧吃飯睡覺的兒子，就說什麼也不肯自己上床睡覺，總要等到午夜十二點後，父子倆一同驅車到學校接我回家後，他才安心睡覺。

　　　一天早上，去系裏前我照舊先送孩子上幼兒園。當我領他進屋，將他交給老師，自己轉身要離去時，他非但不肯鬆開我的手，反而依依不捨地說：“我要送送媽媽”，堅持牽著我的手送到大門口。看他淚眼汪汪、難分難捨的樣子，我放心不下，再次把他送進去。他仍然不肯鬆手，一面還想再送我出來，一面嗚嗚咽咽地說：“我只想多看看媽媽。”一句話聽得我淚水縱橫，擁抱著他再也不肯離去

　　　這一切終於過去，我最終完成了論文，取得了學位。在淡淡的喜悅之外，我更加感到的是一種深深的解脫，為自己，更為兒子。這一集論文、一紙文憑，能抵償這些年來我作為一個母親所付出的代價和對兒子的欠疚嗎？許多年來，我無法權衡這個得失。

　　　假如人生能夠重來，我或許會有不同的選擇。

　　　　 (200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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